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当时的重点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很显然，这一举措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意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兴许我是沾了“反修战士”的光。

　　然而，我并不领这个情，不仅没有任何喜悦之情，反而背上了思想包袱。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当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从小立下的志向，为此我度过了“十年寒窗”的岁月，而这一任命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当党委书记庄果向我宣布这一决定时，我极力陈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尽管当时强调“突出政治”，

　　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但我自认为还有点“政治资本”，可以讨价还价，一直

　　坚持不到教务处去上班。所以，我这个副教务长是一天班也没有上，一天权也没

　　有当的“当权派”。

　　5月初，武汉大学举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会”，内容是肯定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发某些人砍掉校办工厂，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半工半读，打击1958年教育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等等。这个展览会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了，武汉大学又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试点。

　　6月3日，《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同时点名批判武汉大学李达反党“三家村”。

　　所谓李达“三家村”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为首的当然是李达校长；二号人物是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他是武汉大学1962年整风运动后调来的，1965年初调至广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号人物是副校长何定华，他是延安时期老革命，曾留学日本，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

　　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许他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明批判”。此刻，学校派人到湖南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三人定了反党“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校长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

　　批判大会以后，校内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学生已经不上课了，学校的一切工作也都转到“革命”这个中心上来了。从6月3日点名批判李达“三家村”开始，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布置和动员，每天数万人步行到武汉大学，手中挥舞着“打倒‘三家村’”、“打倒李达！”、“打倒朱劭天！”、“打倒何定华！

　　”的小旗帜。他们络绎不绝地围绕着李达、何定华的住宅，高呼口号，把他们揪

　　到马路上罚站、低头、下跪，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人数高达150多万人，几乎是倾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