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我收到过不少社会青年的来信，他们有的是因为一次高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有的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有的是业余科技发明者。二是我还常常收到一些普通大学或专科大学的学生来信，他们反映，在普通大学与重点大学的学生之间，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

　　三是对统一高考升学制度的思考，虽然我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策划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某些弊端也逐步地暴露出来了。如一次考试定终生有失公允，完全以分数高低取人，会埋没创造性的人才。

　　我反复思考终于从这些思考元素中合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插班生制。

　　一个好想法的产生固然不容易，但是要把它变成现实更是难上加难。插班生制比起其他几项教学制度的改革，显然要复杂得多，影响面也很大，既涉及到招生、分配计划，又需要教育部调拨教育经费。

　　为此，1984年3月，我们正式向教育部递呈了关于请求试行插班生改革的试点报告。然而，两个月过去，我们的报告石沉大海。于是，5月中旬，我专程去教育部，找到高教一司司长，向他询问对我们报告审理的情况，并向他口头上作补充汇报。听后，他说：“你们的报告早已收到，我们之所以没有批复，是因为这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从没有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这个问题涉及到计划、财务和招生等部门，我们将与有关司局会商，你现在先回去，等有了结果再答复你们。”

　　这一次空手而归，但我也不虚此行，毕竟与高教一司司长作了沟通。不久，我收到了高教司的电话，告知高教一司签署意见，表示同意进行插班生试点，报告已转到计划司会签，并提示要注意与计划司疏通关系。

　　又是3个月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得到计划司的答复。我改革心切，于是利用暑假时间，于8月下旬，又一次踏进了教育部。计划司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不无担心地对我说：“道玉同志，你大胆改革的精神，我们都是支持的。不过，试行插班生制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弄不好将打乱国家招生与分配计划，这可不是小事。因此，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搞这项试验，至少应当观察一下形势再说。不过，这事得经过忠德副部长批示，他现在出差在外，等他回来后即送他批示，有了结果通知你们。”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计划司通知说，教育部已同意你们试行插班生制，但最后还需要国家计委批准，请你们派人持教育部的批文到国家计委教育司办理，事已至此，决不能行百里半九十，于是10月初我第3次进京了。接待我的是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李昌龙司长操着地道四川口音说道：“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你的改革。你们的报告，我们立即批发，不能让你再跑冤枉路了。你们的插班生制从1985年试行。拨给你们90个指标，学生纳入国家分配，所需经费由教育部拨给。”

　　真是好事多磨，经过8个月的努力，一个新的插班生制终于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