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正当我在有机氟化学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的时候，一个让人又喜又惊的消息传来，学校再次决定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的要求，除了政审、体检以外，还必须接受基础俄语的考试。所幸的是，这三关我都顺利地通过了，“香港脚”再也没有成

　　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他说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习计划。

　　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于是，我和高伟商量，准备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何况我们都已超过了结婚的年龄。我们结婚的时间定于1961年元旦。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证只能购买两斤用麦芽糖做的黑色糖球，区区数量根本招待不了宾客。我的同事很为难，他拿着已签字购买过糖的结婚证，在黄昏时再次到供销合作社，他略施心计，用手指捏住了签字的地方，售货员没有看出有诈，又签了一回字，所以又购得两斤糖，同时，我们俩从自由市场上买回了十几斤白萝卜，煮了一锅萝卜汤。这虽不成敬意，但对于当时处于饥饿的人们，能喝上一碗萝卜汤，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这样才应付了那个喜庆的场面。婚后我如期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紧张而又十分艰苦的培训生活。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肉食1斤，鸡蛋1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应也是限量的。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经过长期的磨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时间的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12月中旬，培训任务结束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俄语读、听、说、写四项成绩均为5分结业考试后，留苏预备部领导宣布：“鉴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至今对我派出留

　　学生计划未作答复，因此大家回原单位边工作边等候通知，一俟苏方的通知来了，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的。”出人意料的是，我却被留了下来，成了那一批人中惟一的幸运儿。事情来得如此的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时间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新婚的妻子高伟赶到北京为我送行。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因为那时国内生活水平还很低，只有出国留学生才能穿得上由国家配给的毛料衣服。按标准国家为每一位公费留苏学生配制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个帆布衣箱，以及其它限价、限量购买一些衣物和日用品。对于我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由于苏方取消了派遣计划而滞留下来。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将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