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告诉任何人，便单枪匹马立刻开始翻阅我们公司存有的各跨国洋行的电话通讯录。我想，如果香港当地的猎头公司在香港都找不到人，那么我应该从纽约市场开始，我相信纽约这偌大的交易市场，一定有不少的国债交易员。先找到这些国债交易员，再问他们是否要去香港。哪怕他们不去香港，他们也有可能替我推荐他们在海外的同事。六个星期来的工作经验，已使我相信我能找到这么一位人才，我在电话上发现，美国人都爱听与自己有关的机会，这个机会将是一个转机还是危机，他们往往能自己做出判断，而他们的判断能力几乎不

　　　　何况，李曼兄弟是个口碑很不错的国际投资银行，他们爱担风险，高风险高回报是他们的座右铭，而且他们利润一直很高。

　　　　我的判断是对的。三十七个电话打下来，我摇通了乔治工作的大通银行在伦敦分行的电话。我怎么也没想到原来大通银行因有大量的现金，他们在做国债时容许交易员的食用风险高达一个亿！这表明，乔治一定是个胆气很壮的交易员，敢担风险，这正是李曼要寻找的素质和特长。

　　　　在与乔治接通电话前，我和乔治身旁工作的几位同事聊上了天，我撒了一个小谎，说自己即将从波士顿大学毕业，想去大通伦敦培训部学习，想了解一下国债部门的用人情况，不知有否机会去他们那里工作。几个电话后，我了解到乔治毕业于牛津大学，每年大通直接去牛津大学招收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五名学生，乔治是1985年毕业生中仅被录用的两个学生中的一员，在此工作了八年。从去年开始，他想去大通（香港）设立的新国债交易团队，但香港与伦敦的老板之间不合作，乔治去不成香港，但也呆烦了伦敦，我这电话一定马到功成。我于是胸有成竹地找到乔治，告诉他李曼兄弟目前具有的这么一个机会。

　　　　他并没有露出任何惊喜，他认为李曼的风险有限——因为他们是投资银行，不像商行，有大量现金资产压底。“我是制造风浪的人，他们能给我制造风浪的工具？”

　　　　“我可以替你问问。”

　　　　我晚上将电话打给李曼兄弟，告诉戴维森我的发现，他沉吟一会儿道：“把他的电话给我，我直接跟他谈。”

　　　　“你怕我讲不清楚？”我确实也讲不清楚，但我更担心如果把电话给出去后，就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

　　　　“我怕你讲不清楚，我不愿失去他，你已经尽了职。”他简单地说。我于是把乔治的电话给了他，心想戴维森也许就不会付我佣金了。话说回来，这只用了我不到三天的时间，能值七万五千元的报酬吗？李曼用了三十五万美元雇佣到一位称职的国债交易员，专做G7发达国家的债券交易，给我们公司的佣金将是三十五万美元的25％，也就是说七万五千美元！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数目！如果公司要从我的收入中抽成65％，我拥有35％，我也有两万多的收入。加入公司才六个星期，能拥有两万多的收入，而且是完全靠自己挣来的，那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不要说35％的提成，就是10％也好啊！

　　　　但我跟他们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公司培训时，不是讲得清清楚楚的：没有合同，绝不能做事。我为什么忘记这点呢？

　　　　我突然间像漏了气的皮球，瘪了。

　　　　我打这么多国际电话，钱是哪儿来的？我为什么要好大喜功啊？

　　　　在以后的两天中，我既不敢给乔治和戴维森去电话，也不敢告诉老板——我瞒着不讲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想让他们惊喜一下，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结果，适得其反，还越走越远。我心如针扎，各种听来的关于银行也骗人的故事，整天在我耳朵里轰鸣。第四天一早，我鼓起勇气给戴维森去电话，正是戴维森接的。他一听是我，便高兴地对我讲乔治从伦敦飞到了香港。

　　　　“眼见为实，让他看看我们的具体情况。”然后他又补上一句，“你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天才。乔治在人品、相貌、行为举止上都是我们的人。他的技术也正弥补我们的不足。你今晚帮我打听清楚他的报酬，明天告诉我。我们明天在送他回伦敦之前要给他合同。”

　　　　“好的。”我控制住自己的欢乐。

　　　　“你挣到了你的报酬!”他说，然后挂掉电话。

　　　　我高兴极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银行怎么会说话不算话呢？我什么也没多想地冲进大老板的办公室，告诉他这一喜讯。他非常高兴，拍着我的肩说：“恭喜你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客户和第一位应聘者!”

　　我欢天喜地回到格子间。

　　　　十分钟后，小老板米切尔来到我的格子间，让我将客户与应聘者双方的名字、电话都写上，以及薪水的提议，谁搭的线，等等。我老老实实一一写上，从怎样从香港市场到纽约市场，又从纽约市场到伦敦市场，再回到香港市场，写了一大堆，整整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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