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体乐府:

    在先秦时期，诗都是配合乐曲吟唱的歌辞（词），所以诗即是歌。从其意

    义来命名，称为诗；从其声音来命名，称为歌。不配合音乐而清唱的，称为

    “徒歌”，或曰“但歌”。汉武帝建置乐府以后，合乐吟唱的诗称为“乐府歌

    辞”，或曰“曲辞”。后世简称“乐府”。从此以后，“诗”成为一种不配合

    音乐的文学形式的名词，与“歌”或“乐府”分了家。

    魏晋以后，诗人主要是作诗，也为乐曲配词，到了唐代，古代的乐曲早已

    失传，或者不流行了，诗人们虽然仍用乐府旧题目作歌词，事实上已不能吟唱。

    这时候，“乐府”几乎已成为一种诗体的名词，与音乐无关，于是就出现了

    “乐府诗”这个名称。初唐诗人所作“饮马长城窟”、“东门行”、“燕歌行”

    等等，都是沿用古代乐府题目（曲名）拟作的歌辞，事实上是乐府诗。而不是

    乐府，因为它们都无乐谱可唱。

    盛唐诗人运用乐府诗体，写了许多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的诗，但他们不用乐

    府旧题，而自己创造新的题目，例如杜哺的“兵车行”、“丽人行”和“三吏”

    “三别”等，这一类的诗，称为“新题乐府”。后来，白居易就简化为“新乐

    府”。新乐府也还是一种诗体，而不是乐府。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唐代诗人集中的所谓“乐府”，几乎全不是乐府，

    而是乐府诗。有许多真正配合音乐而写的绝句和五七言诗，例如“凉州词”、

    “簇拍陆州”、“乐世”、“河满子”等，却从来不被目为乐府，而隶属于绝

    句或长短句。北宋人把《花间集》、《尊前集》这一类的曲子词称为乐府，

    这是给乐府这个名词恢复了本义。晏几道把他自己的词集定名为《小山乐府》，

    这是“曲子词”以后的词的第一个正名，欧阳修的词集标名为“近体乐府”，

    这是对晏几道的定名作了修正。他大概以为旧体乐府都是诗，形式和长短句的

    词不同，故定名“近体乐府”。以资区别。但是，宋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

    第一卷中有“乐语”和“长短句”两个类目。“乐语”不是曲子词，而“长短

    句”则是曲子词。由此看来，欧阳修本人似乎还以“长短句”为词的正名，而

    “近体乐府”则为包括“乐语”在内的一切当代曲词的通称。到南宋时，周必

    大编定自己的词集，取名曰《平园近体乐府》。这时候，“近体乐府”才成为

    专指词的名词。

    但是，“近体”的“近”字，是一个有限度的时间概念。宋代人所谓“近

    体”，到了元明，已经不是“近体”而成为古体了。元人宋褧的词集名曰《燕

    石近体乐府》，明代夏言的词集名曰《桂渊近体乐府》，这都是盲从了宋人，

    没想到元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北曲；而明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南曲。词已

    不是新兴歌词形式，怎么还能说是“近体乐府”呢？

    我们应当说，“近体乐府”是北宋人给词的定名，当时“词”这个名称还

    未确立，所以不能说“近体乐府”是词的别名。

    寓声乐府:

    《花庵词选》记录贺方回有小词二卷，名日《东山寓声乐府》。《直斋书

    录解题》著录长沙坊刻本《百家词》，其中有贺方回的《东山寓声乐府三卷》。

    “寓声乐府”这个名词大约是贺方回所创造，用来作他的词集名的。后人不考

    究其意义，以为“寓声乐府”也是词的别名，这就错了。

    陈直斋解释这个名词云：“以旧谱填新词，而别为名以易之，故曰寓声。”

    朱古微云：“寓声之名，盖用旧调谱词，即摘取本词中语，易以新名。”此二

    家的解释，大致相同，都以为按旧有词调作词，而不用原来调名，在新作的词

    中搞取二三字，作为新的调名。但这样解释，对“寓声”二字的意义，还没有

    说明。我们研究贺方回用这两个字的本意，似乎是自己创造了一支新曲，而寓

    其声于旧调。也就是说，借旧调的声腔，以歌唱他的新曲。陈朱两家的解释，

    恰恰是观念相反了。苏东坡有一首词，其小序云：“仆乃作一曲，名贺新凉，

    今秀兰歌以侑觞。”他这首词，题名贺新凉，而其句法音律，实在就是贺新郎。

    根据东坡小序，则我们应该说是以贺新凉新曲寓声于旧曲贺新郎，不能说是把

    贺新郎改名为贺新凉。如果说贺方回的词都是改换了一个新调名，那么“寓声”

    二字就无法解释了。王半塘（鹏运）以为贺方回的“寓声乐府”，和周必大的

    词集题名“近体乐府”，元遗山的词集称“新乐府”，同样都是用来与古乐府

    相区别（“所以别于古也”）。这是根本没有注意贺方回用这个语词的本意，

    所以朱古微批评他“拟不于伦”了。

    今本贺方回的《东山词》中，有寓声的新曲，亦有原调名。据黄花庵的选

    本，似乎二卷本的《东山寓声乐府》中，并不都是以新调名为题，也有用原调

    名的。花庵选录贺方回词十一首，都没有注明新调名。现在根据别本，可知青

    玉案为横塘路的寓声曲调，感皇恩为人南渡的寓声曲调，临江仙为雁后归的寓

    声曲调，其余八首就不知道是新调名抑原调名了。据《直斋书录》所言，似乎

    他所见三卷本的《东山寓声乐府》都是新曲，然则贺方回的词恐怕未尽于此三

    卷。元人李治《敬斋古今注》谓“贺方回《东山乐府别集》有定风波，异名醉

    琼枝者”云云，又好象贺方回的词集名《东山乐府》，而其“别集”中所收则

    为“寓声乐府”。今其书不传，无可考索。

    贺方回的词，现在仅存两个古本。其一为虞山翟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残宋本

    《东山词》上卷。此本曾在毛氏汲古阁，但没有刻入《宋六十名家词》。清初，

    无锡侯文灿刻《十名家词》，其中贺方回的《东山词》一卷，即用此本，所以

    实际上是宋本《东山词》的上半部。其二是劳巽卿传录的一个鲍氏知不足斋所

    藏的《贺方回词》二卷。此本中有用新调名标题的寓声乐府，也有用原调名的。

    其词也有与残宋本《东山词》上卷重出的，例如青玉案一首，两本都有，《东

    山词》标名横塘路，下注青玉案；鲍氏钞本标名青玉案，而不注异名。如是则

    在残宋本为寓声乐府，在鲍氏钞本则不算寓声乐府了。鲍氏钞本中有罗敷艳歌、

    拥鼻吟、玉连环、芳洲泊等十六调，其下皆标注原调名，可知它们也是寓声乐

    府，但这些词均下见于残宋本，或者也可能在下卷中。又鲍氏钞本中有菱花怨、

    定情曲二词，皆从本词中拈取三字为题，可见也是寓声乐府，但题下却没有注

    明原调名。从这些情况看来，这两个古本井非同出于一源。鲍氏所藏钞本，来

    历不明，疑非宋代原编本。因为历代诗文集用作家姓字标目者，大多是后人编

    集之本，宋代原刻贺方回词，决不会用《贺方回词》这样的书名。

    清代道光年间，钱塘王迪，字惠庵，汇钞以上二本，合为三卷。以鲍氏钞

    本二卷为上卷及中卷，以残宋本《东山词》上卷下卷。又以同调之词并归一处，

    删去重出的词八首，又从其他诸家选本中搜辑得四十首，编为《补遗》一卷。

    全书题名为《东山寓声乐府》，这是贺方回的词经残佚之余的第一次整理结

    集。但王惠庵以为贺方回所有的词都是寓声乐府，又以为贺方回的词集原名就

    是《东山寓声乐府》，因此，他采用此书名而自以为“仍其旧名”。

    光绪年间，王半塘四印斋初刻贺方回词，采用了《汲古阁末刻词》中的

    《东山词》（这就是残宋本《东山词》上卷），又将自己辑录所得二十余首增

    入。又以为《东山词》这个书名是毛氏所妄改，因此也改题为《东山寓声乐

    府》，“以从其旧”。此外，王半塘又不说明此书仅为宋本之上卷，于是，这

    个四印斋刻本出来以后，一般人都不知道有一个残宋本《东山词》上卷。过了

    几年，王半塘才见到丽宋楼所藏王惠庵编辑本，于是从王惠庵本中钞补百余首。

    编为《补钞》一卷，续刻传世。这样一来，非但残宋本和鲍氏旧钞本这两个古

    本贺方回词的面目不可复见，连王惠庵的编辑本也未获保存。《四印斋所刻词》

    中，贺方回词的版本最为可议，这是王半塘自己也感到不愉快的。

    以后，朱古微辑刻《疆村丛书》，关于贺方回的词，采用了残宋本和鲍氏

    钞本，都保存它们的原来面目。卷末附以吴伯宛重辑的《补遗》一卷，又不用

    “东山寓声乐府”为书名。这样处理，最为谨慎，可见朱古微知道贺方回的词

    并不都是寓声乐府，而“寓声乐府”也并不是词的别名。

    南宋词人张辑，字宗瑞，有词集二卷，名《东泽绮语债》。黄花庵云：

    “其词皆以篇末之语而立新名。”这部词集现在还有，用每首词的末三字为新

    的词调名，而在其下注明“寓×××”。这里作者明白地用了“寓”字，可知

    也是寓声乐府。作者之意，以为他所创的新调，寓声于旧调，所以是向旧调借

    的债，故自题其词集为“绮语债”。《疆村丛书》所刻本，删去“债”字，仅

    称为《东泽绮语》，大约朱古微没有注意到这个“债”字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