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姑姑，全都嫁给了居住在沙河以北的人家，并且相距不到十五里地，来往也是十分的方便，可是，当三姑被天之大不测重重击中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她的亲哥哥——我的父亲，由此可见娘家人在当地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了。

　　我带着淹没在无边的痛苦之中的三姑，乘小船度过沙河。船工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黑壮男人，祖孙三代在这个渡口终年摆渡。

　　在过去，渡河要收粮食，一年收一次，这叫年帐。年帐按人头算，一个人需要拿出多少粮食，由大队里统一核算，然后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由渡船拥有者具体执行。收年帐的时间大都放在秋收以后，渡船拥有者拿着布袋，挨家挨户的收。

　　如今，坐船改收现钱，这倒省了不少的麻烦事，但也多了不少的烦恼。收现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根据坐船人的意愿，多则一元，少则五角，也有给两三毛的，不给钱的不多。凡事都有一个例外，也有一些特别的人坐船不掏钱，像孤寡老人，这样的人，不给钱他也不要，还有说有笑的把他们送过河去，然后再有说有笑的把他们接回来。还有一些人，像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者，坐船不掏钱。这个时候，就免不了有一场口舌之争了。不过，他仍然把他们送过去，仍然把他们接回来，只是心里头别扭、生气、堵得慌。“咱这干的是良心活，不给钱也不能不让人家过河不是。”他这样说。

　　过河的时候，我给他钱，他说什么也不要，说这么大的不幸，实在是让人痛心，还要啥钱啊！但是，不能因为他不要我就不给他钱了，人家费了那么多力气，一桨一桨的把咱从河那边摇到河这边，咱不能就这样拿腿走人不是！人家凭良心干活，咱也得凭良心坐船啊！下船的时候，我在他的船头放了两元钱。

　　我们首先到了大姑家。她家住在靠近集镇的村庄里，三件瓦房，两间东屋，红砖院墙，宽门楼，红色木制对开大门，下端离地老高，堵着一块和门口同样长短的木板，院子里的西面停着一辆大篷车，上面盖着白色雨布。由于大姑父刘老实精于做一些小买卖，像贩卖些瓜果蔬菜之类的，所以大姑家的家境还算不错。又由于昨天那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秋雨和身体不舒服的缘故，今天大姑父没有出门，闲在家里。从多年的小买卖里滚爬出来，大姑父很是精明，这一点，可以从他那不停地眨巴眼皮子的动作里看出来。他瘦高个，说话粗声大嗓的，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他面部最明显的特征要数那两颗一张嘴就显露出来的黑黑的大门牙，顶端向两边闪开，形成一个V字型。他的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相对的那一侧的皮肤上，均有一层与众不同的黄颜色，它的形成，和大门牙上的黑色一样，都来自于烟草的熏烤。

　　大姑不在家，领着小孙子毛毛串门去了。她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取名新民，女的取名新芳，现都已成家，都住在附近的集镇上。兄妹俩合伙租了三间门面房子，开了一家鞋店，生意还可以。

　　大姑父一看三姑的神态，便料定她家肯定出了大事，让我和三姑在家里等着，骑着我放在院子了的自行车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大姑父领着二姑和二姑夫崔成走进家门。不一会，大姑也牵着毛毛的手回到家里。于是，大家一面哀伤着三姑的不幸，劝她要注意自己的身子，一面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二姑夫崔成扯着公鸭腔，挥动着夹着香烟的右手，喷着唾沫星子说，“光坐在这儿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呀，去煤窑啊！”

　　一句话提醒了众人，都觉得他这话说到了问题的关键部位，纷纷表示赞同。二姑夫崔成趁机嘲笑起大姑父刘老实来。“都这，还成天价在市面上混哩，连这点事都整不明白，瞎混了！”他说，得意洋洋的吸着烟，烟雾成一缕直线，从他皱起的嘴里吐出来。

　　“谁有崔成能啊，一百块钱买了八斤半萝卜！”大姑父反过来揭他短处。

　　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的年底。那一年，不知为什么，二姑夫没有种萝卜。我们这一带，流传着一句谚语：过了九月九，萝卜遍地走，病人哪还有。萝卜的功效之大，从这句谚语中可窥一斑。吃萝卜，能帮助身体“通气”，用萝卜熬茶喝，能清热败火。除了药用之外，萝卜还是冬季餐桌上的主要菜肴。到了冬季，我们这一带的人们所吃的菜主要是萝卜和大白菜，几乎一天三顿饭都吃。特别是萝卜，吃法也不复杂，不想炒了就凉拌，再不就把皮一剥，拿在手里，走着吃着，汁多脆甜，不但是一种享受，而且即解渴又止饿。到过年的时候，萝卜的用处就更大了。一方面，炸丸子的时候，在面里掺上细萝卜丁，能让炸出的丸子松软可口。另一方面，过年嘛，来往走访的亲戚客人就多，萝卜掺肉炒，是一道很不错的菜，要是做得好，那真是色、香、味俱全了。另外，过了年，还可以用萝卜去去身体里的油气。

　　离过年还有三四天的时候，二姑夫到集上卖萝卜。他嘴里叼着烟卷，在拥挤的人群里挤来抗去，寻找着比较满意的萝卜。忽然，他发现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停放着一辆拉车，码在上面的萝卜不错，个个一般大小，青多白少，水灵灵的。他挤过去，拿起一个萝卜，边看边问：“这萝卜一块钱几斤？”“人家五斤，咱便宜，六斤。你看……哎呀——。”摊主惊喜的说，“这不是崔成崔大哥吗？”二姑夫抬头观看，认识，还挺熟悉，就是想不起来叫啥名字。“自家种的，还讲啥价钱啊！”说着，摊主用自备的大黑朔料袋子装了满满一袋子萝卜，送到他面前说，“拿去吃吧。”“不不不！”他连连摆手说，“自家种的，那也是拿力气换的呀，还是勾勾。”摊主面露难色说：“你看……你这不是让兄弟不会做人嘛，都是自家人还……”“勾勾，还是勾勾的好。”二姑夫说。“那……中，勾勾就勾勾。”摊主说着，用称钩子勾住朔料袋子的提手，秤杆还没起来，他就放下说，“八斤半，半斤不要了，按八斤算，是……就拿一块钱好啦。”二姑夫开始在兜里找一块钱，可是翻遍了浑身上下所有的兜，也没找到一块钱。“哎——，明明有的，咋就找不着了呢？真是邪了门了！”二姑夫自言自语道。“算啦，没有就算啦，也不是啥主贵的东西，拿去吃好啦。”摊主说。“不中，不中——”二姑夫说，“要不，你找吧。”说着，递过去一张百元大钞。摊主嘴里说着“你看你这个人咋这样啊”，伸手接过一百元钱，在垂在胸前的又黄又旧的书包里找要找回的钱。找了半天，他把一百元钱递给二姑夫说：“找不开。”“再找找。”二姑夫说。“再找也没有。”他说，“拿走，拿走，都拿走。”说着，连钱带萝卜一股脑儿的塞到二姑夫的怀里。二姑夫也不再客气，掂着萝卜拿着钱走了，还回头说了一句：“来家玩儿啊。”等回到家里，他才发现那张百元大钞是假的，有心回去找那位摊主，又抹不开脸面，还怕人家倒打一耙，说他拿的钱本来就是假的，不回去找心里又实在难受，正在他难以决断时，大姑父给他送菜来了，于是，就把这件事说给他听。听完后，大姑父说：“算啦，你人都到家里了，谁还承认啊，要我我也不承认。就你好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

　　“还不是因为你呀，说好了给我送……”二姑夫说。

　　“给你送没？奥，你自己耐不住性子，还怨我啊！”大姑父说。

　　“给……你说给咱大哥弄十斤粉皮子，这都弄了两三年啦，人家连你一个粉皮子毛也没吃嘴里，到处瞎许愿，谁信你呀！”二姑夫说。

　　见扯到父亲身上，我连忙插话说：“大姑父二姑夫，你们别争了，啥时候去呀？”

　　“啥时候去……今天也去不了，没车，咋去呀！”二姑夫说。

　　听说去不了，三姑又哭开了。“呜呜……这可咋办呀，我的苦命的儿啊，呜呜……”

　　“你们三个大男人，就光知道吵吵！”大姑气恼的说。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让我想想……你看这样中不中……”大姑父啪嗒着眼皮子说。

　　“有屁快放！磨磨蹭蹭的！”大姑说。

　　“要不这样，咱们租一辆车，现在就能走。”大姑父说。

　　“租车……你说的轻巧，一来一回要千把块钱，谁出啊！”二姑夫表示反对，原因是没人出租车的钱。

　　“钱……我先垫上，到时候想还就还，不想还拉到，我也不要。”大姑父慷慨的说，拿眼角瞟一眼大姑。

　　在这种场合下，大姑当然不会表示反对，就算心里舍不得，那也是事后的事。“还不快去啊！”大姑向大姑父吼道。吓得毛毛直用双手捂耳朵，仰起脸看大姑。

　　大姑父又骑着我向小巧借来的自行车出去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大姑父坐在一辆白色昌河车里回到家里，至于车钱是多少，他只是说了一个模糊的数字，一千多，准确数目，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说走就走，我们坐上车，向出事的煤窑进发。三姑坐在车里，呆呆的望着窗外，所见到的景物，全是模糊的墨绿。本来，我们让她在大姑家住两天，有大姑和毛毛陪着，她的心情也许会好些。作为母亲，她的心情我们理解，然而人已去了，再伤心难过，也无济于事。可是，她哪有心情在这里住下去呀！我们一劝，她就掉眼泪。于是，我们便带上她，打算把她送回家去。

　　昌河车停在了她家门口，我把三姑扶下车，搀着她走进家门。三姑的家仍是三间堂屋和两间东屋，有些破旧，房顶上都盖着黑色雨布，想是房子漏雨的缘故。她家也有院墙，只不过是土的，不太高，没有门楼，门口靠墙放着一个木栅栏门，想必是用来堵门口的。三姑夫和吴尚媳妇迎出来。三姑夫的左腿有点跛，说话有点结巴。吴尚媳妇一般的人，胖胖的，怀里抱着女儿妞妞，妞妞的手里拿着一把小吕勺子。我让吴尚媳妇在家好好照顾三姑，让三姑夫和我们一起去煤窑。等一切都安排妥当，我们继续前往出事地点。

　　司机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少说话，聚精会神的开车。越过峰峦重叠的太行山，又走了一天半的时间，我们于第四天的下午赶到了吴尚所在的发生事故的煤窑。它位于群山环绕之中，山上的林木葱茏，风过之后，沉闷的声音传来，像是在吟唱一首古老的哀歌。

　　煤窑已经被勒令停产整顿，往日的繁忙景象也不复存在了。事故中遇难者的家属大都已经办完这里的事情，带着用生命和悲痛换来的赔偿金返回家园。有一个头发灰白、满脸褶皱、穿着破旧的深蓝色衣服的老妇人，仍在井口边徘徊，走一步喊一声：“儿啊，跟娘回家吧！”她的声音早已沙哑，很难分辨出她来自于哪个地方。两个穿着讲究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时刻不离的跟在她的左右，一个苦口婆心的劝她回家去，另一个则恶声恶气的说：“你这个老婆子，领了钱不赶紧回家，在这儿瞎转悠啥！”

　　看见我们，其中一个男人走过来，问明情况后，把我们领进不远处的一间白铁皮屋里。这间房子是刚刚搭建的，铁皮在斜阳下闪着耀眼的白光。里面放着一张破旧的课桌和一条长凳子，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中年男人坐在上面，他的脸上闪着油光。

　　“姓名。”他抬起头，面无表情的问。

　　“吴能。”三姑夫上前一步说。

　　他拿起放在桌上的材料纸，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看了一遍，说：“死者姓名。”

　　“奥——，吴尚。”

　　“哪里人。”

　　“吴庄人。”

　　“关系。”

　　“……”

　　“关系。”他又问了一遍。

　　我连忙上前说：“父子关系。”

　　“身份证。”

　　三姑夫掏出身份证，交给他。他看看三姑夫，又看看身份证，把身份证号码写在“吴尚”这两个字的后面，在上面重重的打了一个勾，然后将一张打印好的协议书推到三姑夫面前，说：“签字。”

　　我想拿起来看看上面的内容，他啪的一声将一只手压在上面说：“看啥看，再看也是这，都是这样的，签字！”

　　三姑夫哆哆嗦嗦的拿起圆珠笔，在他的指点下，歪歪斜斜的写上自己的名字。

　　“手指头印。”他说，推过来一盒红色印泥。

　　三姑夫伸出食指，在印泥盒里摁一下，又在他的指点下摁在自己歪斜的名字上。

　　然后，他收回协议书，从身后的屋角处提上来一个用白洋布包着的包裹，上面用黑色墨水写着“吴尚”两个字，放在桌面上，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用报纸包得整整齐齐的东西，放在包裹的上面，说：“查看一下，完了可以走了。”

　　三姑夫先是打开报纸，里面码放着百元大钞。他无声的哭了。他知道，这是儿子的命。儿子年轻的生命，就值这么多。他将它放到一边，动手打开包裹，露出一只小铁盒，旁边放着几盘小鞭炮，仅此而已。他伏在小铁盒上，呜呜的痛哭。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不到伤心处啊！

　　“别哭了，还是赶紧回家处理后事吧，人死为大，入土为安哪！”年轻人说，“谁也不想这样啊，可他偏偏就这样了，没办法啊！”

　　我们一路放着他们准备好的鞭炮，默默呼唤着吴尚的魂灵，星夜往家赶，再次穿越太行山时，看见一辆客车翻下山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