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非常密集。跑来跑去的记者们进入了火力中心。

　　“他们开枪太猛烈了，”那小头目又抱怨起来。“记者都不拍了。要他们少开几枪，”他刚对一跑腿的说完，那人已经执行命令去了。

　　枪声缓和了些，以色列那边继续推进想彻底清场。一些孩子飞快地跑过来把轮胎拖到马’ 路中间，然后赶紧逃命去了。另外一些人在用燃烧弹放火。士兵前进被阻，于是石头大战又开始了，记者们重新开拍。

　　“太好了，”那头目喜滋滋地议论着。

　　见记者们开始后撤，他示意手下也和他们一样。以色列人派来一辆消防车救火。

　　“行了，我们走吧，”他说。“记者要的都有了。今天下午我们干得挺漂亮，”他带着满意的笑容补充道。

　　回家后，我注意到这家母亲径直找她那一大群牛羊去了，脸上看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失望。

　　“我的儿子全都想做殉教者，”她在我耳边悄悄嘀咕，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有阿拉保佑，他们会做到的！”

　　我问她最小的儿子，他只有13岁：

　　“你也想做殉教者吗?”

　　“当然！”他兴奋地回答我。

　　“为什么?为什么不做个普通战士，而要去当殉教者呢?桑科-潘萨说过，‘一个好的游击队员是活着的游击队员’。”

　　“我就是想当殉教者！”他重申了一遍，“我不怕。”

　　我出神地看着他。我想起《哈姆雷特》里的大段独白。如果我们这般确信另一边更美好，毫无疑问……

　　“在这个地方死了比活着好，”少年肯定地说，好像他看透了我的心思。

　　“殉教者是巴勒斯坦解放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他大哥插了一句。“就因为有这些攻击，不计其数的犹太人离开了以色列。我们正在收复特拉维夫，海法和迦法！”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而且，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们有官方统计，你看！”

　　“这是……哦……一个重大消息，”我很震惊地说。

　　这完全是身处险境的自然反应，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工作”。我很想做点什么来使情况不再恶化，拯救这些愚蠢地糟蹋自己生命的人。这可能过于理想主义而显得很傻。但是一切已经开了头：明白无误我是在一群狂热分子中间，他们相信自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众生而甘冒生命危险。不惜代价。我出神地看着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啊，他还是个孩子可他义无反顾。谁能说服他?他选择了自己的路，唯此可以让他抵达光荣，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上学，不需要工作，没有烦恼。这个打算使他免于悲惨生活，他选定了：他将无比健康地死于华样年华。他的照片会被贴在这个城市的墙上，名字被人无比崇敬地提起，并且永远不再挨饿受饥。

　　“可是如果你没被子弹击中要害，终生残疾变成家里的负担，没工作，没文化，生活无力自理。幻想破灭，一直破灭下去，而且只能破灭下去！”

　　不知不觉地，我说这些话时提高了嗓门。少年站在我身边，颤抖了一下，转过身去没有回答。我在愚蠢地冒险，也是我最后一次冒险自说自话。

　　我走出去，站在门口吸了几口气。我重新感到了白天才有的那种神经疲惫，荒唐的冲动沉重地包裹着我。我盯着地面，到处都是旧纸盒子、包装纸和可乐瓶。我想不会有人弯腰去拣这些东西，它们呆在那儿，就像是这里的人执意为这个地方贴上的悲惨标识。以色列也有特穷的犹太人，他们住木棚或者没有卫生设施的小公寓。我亲见他们怎样尽力让自己可怜的生活空间干净整洁，还尝试着作些装饰。为一个小小的家他们全力以赴，不管这个家有多么简陋；就像眼前的这个家。这里有尊严的生命个体所应具备的一切，但是却弥漫着我无法言喻的自我毁灭气息，充斥在每一个角落。仿佛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自我否定。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药，能够医好他们病入膏肓的自戕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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