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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切尔西的排练房第一个月租期满后,天气已经非常热了,于是我们就在肯辛顿另外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排练房。在那里我有一架钢琴,工作空间也大了些。可是到了七月底和八月,伦敦的社交季节结束了,我们手头却没有几个钱。整个八月份,我们是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度过的。我们经常在大英博物馆闭馆后,步行回到我们在肯辛顿的排练房。
’有一天晚上,让我十分惊讶的是,米洛斯基太太来了,邀请我去吃饭。她很兴奋。这次外出对她来讲可真是一件大事,她甚至点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她不停地让我告诉她伊万在芝加哥时是什么样子,说过什么话。我就告诉她伊万是多么喜欢在林中采集黄菊花;还说有一天我如何看见阳光照耀在他的红胡子上,照在他抱着的一把黄菊花上;我还告诉她,我总是把他与这种黄菊花联系在一起。听了这些事,她哭了,我也陪着落泪。我们又喝了一瓶勃艮第酒,让自己完全沉醉在回忆中。最后,她换乘了好几次马车,才回到斯特拉府第的家。
进入九月后,伊丽莎白决定回美国挣些钱。因为她一直与我们在纽约时的学生的母亲们通信,其中一位寄给她一张支票,足够她买回纽约的船票。
“如果我挣到钱,就可以给你们寄些来。”她说,“很快你就会有名有钱的,那时我会过来与你们团聚的。”
记得我们去了肯辛顿大街上的一家商店给她买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送她上了轮船。剩下的三个人就回到了排练房,从那以后好多天,我们都感到很失落。
温柔活泼的伊丽莎白走了,而寒冷阴郁的十月来临了。我们第一次见识了伦敦的雾天。天天喝廉价的羹汤可能让我们患了贫血症,连大英博物馆都失去了吸引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甚至都不敢外出,整天裹着毯子坐在排练房里,在用硬纸板临时制成的棋盘上下跳棋。
就像回首以往精神很高涨时的欢快心情,我感到非常吃惊一样,回首这段精神异常萎靡不振的日子,我也是非常惊讶。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早上都没有勇气起床,在床上一睡就是一天。
后来,收到了伊丽莎白的来信和汇款。她已到了纽约,临时住在第五大街的白金汉旅馆,开办了一个舞蹈学习班,日子过得还不错。这个消息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这时排练房租期满了,我们就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我们去广场花园就方便多了。
在深秋的一个暖和的晚上,我和雷蒙德正在花园中跳舞,突然来了一位头戴大黑帽的美艳绝伦的女士,她问道:“你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哪里来的,”我答道,“是从天上下来的。”
“好吧,”她说,“不管是地上来的还是天上来的,你们都很可爱,想不想到我家里去玩玩”
我们跟她来到近处她十分可爱的家里,墙上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和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画家给她画的很多漂亮逼真的画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①。她坐下来给我们弹钢琴,唱古老的英国歌曲,接着又背诗歌给我们听,最后我给她跳舞。她美丽非凡,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眼睛又黑又大,皮肤像凝脂一样娇嫩细腻,还有一副女神般的美妙歌喉。
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她。这次见面,毫无疑问,她把我们从忧郁和沮丧的心境中解救了出来,也成了我生命中的转折点。坎贝尔夫人对我的舞蹈非常欣赏,她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她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第一次演出就是在温德姆夫人家里,背诵的是朱丽叶的台词。温德姆夫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那时我是第一次在炉火前喝英国式的下午茶。
炉火很旺,有黄油面包和三明治,还有诱人的酽茶。屋外是一片浓重的黄色雾气,屋内是一种优雅和闲适的气氛,这一切使伦敦变得更加可爱。如果说以前我已被伦敦吸引的话,那么此刻我是深深地爱上了它。温德姆夫人的房子里真是有一股魔力,那里既安全、舒适,又从容、优雅,充满了文化气息。在那里我如鱼得水,真有一种从容自在的感觉。还有那个漂亮的书房,也很让我着迷。
在温德姆夫人家,我第一次见识了气质优雅的英国仆人所具有的风度,他们的神态稳重高贵,行为端庄大方,为自己能服务于“高尚的家庭”而骄傲,不像美国仆人那样为自己的身份而自卑,一心想往上流社会爬。这些仆人世代为仆,他们的后代也乐于步他们的后尘。这样会让社会生活平静而安定。
有一天晚上,温德姆夫人安排我在她家的客厅里跳舞,伦敦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几乎都在场。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男人。那时他大约有五十岁,是我见过的男人中最美的。他额头突出,双眼深邃有神,希腊式的鼻梁,双唇温柔优美,身材修长,后背微弓,中分的灰白头发自然地盖在耳朵上,面部表情让人感到格外温馨。他就是画家查尔斯·哈利,一位著名钢琴家的儿子。这真是怪事,此前我遇到的年轻人很多都向我表示爱意,却没有一个让我动心的,实际上我甚至没有注意过他们的存在,可我却突然对这个五十岁的男人产生了炽热的感情。
他曾是玛丽·安德森年轻时的知己。他邀我到他的工作室去喝茶,并给我看安德森扮演《科里兰纳斯》中的弗吉利亚时穿的戏装,他一直把它当成神圣的纪念品来珍藏。这次初访后,我们的友情越来越深,几乎没有一个下午我不往他那里跑的。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伯恩—琼斯的事,他曾是哈利的密友;还有罗塞蒂、威廉·莫里斯以及整个前拉斐尔派的许多人和事。另外,还谈到长期侨居英国的美国画家惠斯勒和“桂冠诗人”丁尼生,所有这些人他都很熟。在他的工作室我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我对那些大师们的艺术成就的了解,大都来自于与这位招人喜爱的艺术家的友情。
那时,查尔斯·哈利是新美术馆的馆长,在那里展出所有当代画家的作品。那是一个精致迷人的小美术馆,中央有大厅和喷泉。查尔斯·哈利建议我在那儿进行舞蹈表演,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这其中包括画家威廉·里奇蒙爵士、学者安德鲁·兰先生和作曲家赫伯特·帕里爵士。他们答应作一次演讲,威廉·里奇蒙爵士讲舞蹈与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我在中央大厅中表演舞蹈,中间是喷泉,四周是珍稀的花木和一排排的棕榈树。这些节目都极为成功,报纸以极大热情加以报道,而查尔斯·哈利也为我的成功而异常高兴。伦敦的名流都纷纷邀我去喝茶或用饭,在这段时间内,幸运不断地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一天下午,在罗纳德夫人家的酒会上,有人当着很多人的面,把我介绍给威尔士王子,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国王。他赞美我是著名画家盖恩斯伯罗笔下的美女,这一赞誉更增加了我在伦敦社交圈子中的名声。
我们的运气越来越好,于是就在沃里克广场租了一个大排练房。在那里,我有很长时间都沉浸于一套新舞蹈的编创中,其灵感主要来自于在国家美术馆欣赏意大利艺术品时的新发现,尽管我认为这段时期我也深受伯恩—琼斯和罗塞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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