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自己亲自策划和筹备音乐会，租场地，做广告等。每天晚上，他都要和我一起排演。我一直认为内文完全具备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素质。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可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这使他患了严重的疾病，不幸英年早逝。

　　第一场演出极为成功，接着又演了几场，在整个纽约引起了轰动。如果当时我们实际一点，找到一个好的经纪人的话，也许那时我就可以开始自己一帆风顺的事业了，可是当时我’ 们简直无知得可怜。

　　观看演出的人中有许多上流社会的女士，表演会成功之后，她们纷纷邀请我去她们在纽约的客厅中演出。这时我根据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一首诗编了一段舞蹈，我跳舞时，有时是哥哥奥古斯丁，有时是姐姐伊丽莎白为我朗读。

　　夏天就要来了。阿斯特夫人请我到她新港的别墅去跳舞。我和妈妈及伊丽莎白三人一块儿去了。那时的新港可是最时髦的娱乐场所。阿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就像女王在英国一样。人们见到她时比见到英国女王陛下还要毕恭毕敬，不过我倒觉得她挺平易近人的。她安排我在她的草坪上跳舞，新港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也都来看我在草坪上表演。我还保留着一张那次演出的照片，德高望重的阿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的旁边，在她周围，有范德比尔特、贝尔蒙多及菲什等几大家族的一大群人。后来我也到新港的其他别墅去跳舞，可是那些太太们都很吝啬，付给我们的报酬连路费和饭费都不够。而且，虽然她们很喜欢我的舞蹈，认为我的舞蹈很优美，可她们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总的来说，新港之行让我很失望。这些人老是自命不凡，为富不仁，他们根本不懂艺术。

　　那时，人们认为艺术家是低人一等的，只不过是高级仆人罢了。现在这种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在帕德列夫斯基当上波兰共和国的总理以后。就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纽约的生活也不能让我满意。因此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个比纽约更令人愉快的生活环境。于是，我想起了伦敦，在那里你可以见到很多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这是些多么神奇的名字呀。说实话，在纽约的这些日子里，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对我的理想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时，伊丽莎白的舞蹈学校人数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从卡耐基会堂的排练房搬到了温莎旅馆一楼的两个大房间里，这儿每星期的房租是九十美元。不久我们就发现，舞蹈班的学费根本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开支。虽然我们表面上很成功，实际上我们的银行账户上却出现了赤字。温莎旅馆气氛沉闷，我们住在那里没有丝毫的快乐，却还要支付那么多钱。有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坐在火炉旁，筹划着到哪里去弄点钱来支付这些费用。我突然脱口喊道：“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们，就是旅馆失火烧掉！”三楼住着一位老太太，她的房间里塞满了古旧的家具和名画。老太太有个习惯，每早八点钟准时到楼下餐厅吃早餐。我们决定第二天见到她时由我向她借点钱。第二天我向她借钱时，正好老太太心情不好，她不但拒绝借钱给我，还不停地向我抱怨咖啡不好。

　　“我在这家旅馆里住了好多年了，”她说，“如果他们不给我好咖啡的话，我就离开这里。”

　　当天下午她真的离开这里了：整个旅馆突然起火，化为一片焦土，她也被烧成了焦炭。伊丽莎白镇静从容，勇敢地救出了舞蹈学校的所有学生，带领她们手牵着手安全地逃离了旅馆。可我们的东西都来不及抢救，全部烧毁了，其中有我们家十分珍视的画像。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白金汉旅馆暂时住了下来。几天后，我们就和刚到纽约时一样了，一文不名。“这是命，”我说，“我们必须去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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