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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压缩间后,控制气体的龙头一个接一个地被拧开。我模仿别人的样子捂起耳朵,因为这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有时,当压缩空气来的太迅猛时,压力会将耳朵的鼓膜挤破。我找到了一种避免方式,那就是先吸入一口气,再将其在口中呼向内耳,使它起到一种鼓膜的作用。
压缩过程起码要持续半个多小时,这让我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思考。压缩完后,门自动’ 打开,我们带着铁锨和十字镐沉到水底。我的头很快就剧烈痛起来。我们共有六人,在这局促的空间里裸着上身。因为温度高达三十度,五分钟后踩入冰冷的水中时,我们已经汗流浃背了,借着强大的空气压力我们才不致浮起来。头痛使我们眼花目眩,十分钟后,大家就很难再灵活运用工具了;只有一个叫安德森的瑞典人,工作起来就几乎没中断过,受着被正式录用的愿望所驱使,我以他为榜样努力干着。我们两人挖起的淤泥和砾石顶得上其余四人所挖的。安德森对我说每星期都会有一名视察员来检查各队所清除的垃圾。他是我们队的队长,因此另有一半工头的津贴。他向我保证说我肯定会被正式雇用,但他强烈地建议我一个月后就不要再干下去了,因为工作条件非常的不卫生。他尤其叮嘱我不要喝烈酒,而要多用闲暇去呼吸新鲜空气。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对我非常和善。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压缩间进行减压,直到血压逐渐地恢复到同正常气压相等的状态。重新穿好衣服后,大家轮流喝起一瓶烧酒。我像一只湿透的老鼠一样颤抖着,觉得有气无力,但我克制着自己没有碰酒瓶。一回到棚子里,我就同安德森一起喝了杯热可可,这让我立刻停止了打寒噤。
我没想到减压会使人变得如此极度衰弱。依照安德森的建议,我出去呼吸了一会新鲜空气。等回到迈克家吃晚饭时,我已恢复了体力。但头痛还未完全消失,耳朵也时时作痛;直到今天,我轻度的耳聋仍会让我不时地想起这段在沉箱中工作的日子。
在中央公园散步的半个小时里,初次碰面的一位漂亮姑娘让我想起了杰茜。八天后就可以见到她了,我早已通知了她。顿时种种希望掠过了我的脑际。但即使在此时,我仍沉浸在自满的骄傲心态中,因为一天五美元的收入足以维持我半个月的生活,如果干一个月的话,那么我这一年都不用为生计而发愁了。
回到马利根夫妇家后,我以“会觉得更自在一点”为借口,向他们讲明了我想付给他们寄宿费的想法。他们最终同意了,但马利根夫人还是觉得三美元是笔太大的数目。我很高兴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好好地休息一晚,我早早地上床睡了。随后的三四天里,一切都还算顺利。但到了第五天或是第六天的时候,在沉箱里工作时,我们落到了一个水层上,压力还没有来得及升到保持一致的状态,水流已漫过了我们的膝盖。这个超压在我的耳内引起了一阵极为剧烈的疼痛,我站着没动,迅速地捂上了耳朵。幸运的是,收工的时间快到了,安德森一路把我送上车,并对我说:
“您最好不要干下去了。我认识很多因此而变聋的人。”
确实,痛苦是很可恨,但它已慢慢平息下来,我下定决心要坚持住。
“我可以请假休息一天吗”
“好主意,”安德森赞同地说,“亏了您,我们队的收益才很高。您真是一匹罕见的小种马”
马利根夫人立刻猜到了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她让我试用一下她家的土方:拿一个烤洋葱,切成两半,分别贴在两只耳朵上,然后用法兰绒紧紧地缚在上面。这药方很神奇,十分钟后,我已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了。接着,马利根夫人向我的每个耳道里倒了点甜巴旦杏油,一个半小时后,我又可以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里散步了。从那以后,我一直处于会变聋的恐惧中,因此,当安德森告诉我经过向负责人抗议,我们沉箱中的工人能额外得到一千法尺的新鲜空气时,我感到了一种由衷的高兴。
“这会有很大的差别,”安德森说,“确实差别会很大,但这改善还是远远不够的。”
一天,快要结束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减压时,一个叫曼弗里迪的意大利人倒在了地上,身体扭作一团,脸撞得很严重,血从他的口鼻中流了出来。当我们把他抬进棚子里时,他的腿弯曲着。医生连忙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目睹了这一场面后,我决定干足一个月后便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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