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剑桥地区的那年秋天，我必须选择一门更加专业的学习领域—我挑选了英国历史和文学。我还决定争取获得“优等生学位”，有了它，我就有资格享有一名导师，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顾问，其工作就是帮助我选择课程，并推荐课外读物，以便扩大专业领域的知识范围。优等生必须每个月与自己的导师见两三次面，讨论学业进展情况，甚至是更具有私人性质的事情。

　　我的第一个导师F·O·马西森是位知识渊博的英国文学教授。不幸的是，我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我跟他在一起感到很别扭，他也有同样感觉。我根本没有准备好充分利用他那微妙而精细的思路。因此，在我的最后两年里，我又转向更加容易接近的约翰·波特教授—他是位历史学家，后来成了艾略特楼的导师。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跟3位教授学习过，他们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接受创造性思路和强有力的新思想。他们的课程现在听起来很狭窄、很迂腐，但是他们教课的方式为我打开了过去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一个新世界。

　　查尔斯·麦基尔韦恩教授教的是从大宪章到16世纪的英国立宪史。麦基尔韦恩教授是名卓越的律师，研究了英国从其原来的封建体制到出现中央集权体制—法制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演变过程。麦基尔韦恩运用法律和历史文件—从大宪章本身开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给那些陈腐晦涩的文件注入了活力，让我们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看待它们。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民主和法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实现民主和法制如此艰难。

　　同年，我又学了约翰·利文斯通·洛斯教授的课：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这门课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柯立芝的两首伟大的诗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我们用的是洛斯的书《仙那度之路》（The Road to Xanadu）—该书悉心研究了柯立芝在撰写那两部杰作时所受的影响。洛斯不仅读了柯立芝的所有著述，而且还读了柯立芝读过的所有书籍，从而找到了激励这位伟大的浪漫诗人写下那些史诗的所有个人和文学影响。我还学到了，好文章—能够清晰而优美地表达思想的文章—是一个综合产物：开始可能是灵感，但还包括个人阅历、正规教育、潜心研究和大量的艰苦劳动。

　　阿博特·佩森·厄舍的1750~1860年英国经济史则是另一种启示。厄舍是个乏味的老师，但是个严谨的学者，揭示了经济变化的隐含过程。他向人们展示了英国是如何通过在耕作、施肥和良种应用方面的一系列发明创造而实现了其农业生产的革命的。在同一期间，单缸蒸汽机的问世，以及许多与铁、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制造相关的发明，改变了英国普通人的生活。那些事实并非新闻，但厄舍在解释其内在关系时运用的清晰方式，堪称典范。他把历史叙述得栩栩如生，让我感觉那么真切。许多年以后，我在处理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艰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问题时，常常回忆起厄舍教授对历史所包含的复杂过程的分析。

　　我在自己上学期间数次发现，一个启发型教师能够刺激人的思维，且与所涉及的是什么主题无关。我永远感激麦基尔韦恩教授、洛斯教授和厄舍教授，是他们教会我如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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