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最后的努力起了作用。几个小时之后，奥马拉接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执行编辑休·道格拉斯的电话，休·道格拉斯说他们现在很想看看这本书。她很快就来到了奥马拉的办公室。看过书稿后，她明确地表示他们愿意连载这部传记。只用了几天时间，事情就谈定了。原先拒绝这部作品的安德鲁·尼尔现在成了坚定的支持者，他马上就投入了编辑工作。然而，随着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像小河般流淌，对这部传记内容的疑虑也越来越多，就连曾经为它大叫大嚷地辩护的尼尔也意识到他揽下的活儿的危险性，因为一旦给我提供’ 素材的人不敢坚持他们的陈述，他将不得不辞职。5月下旬，就在连载即将开始之前，他打电话给我和奥马拉，请我们去他位于伦敦东区韦平小区的办公室。他让我们提供书中内容主要证人的签字声明。我们照办了。我们也向他提出一个相应的要求。当时传记的内容还在保密，可是默多克自己却在纽约的宴会上对传记的内容说三道四，戴安娜听说这种情况后颇有怨言。这让人非常担忧，于是我们正式要求尼尔劝说他的老板要三缄其口。

　　鲁珀特·默多克泄漏书中秘密的事对心里已经很紧张的戴安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她不得不寻求闺中好友的精神支持，这些好友主要是科罗琳·巴塞洛缪、安杰拉·赛罗塔和信仰疗法女术士奥娜·尚利-托福洛等人。奥娜劝她不必担心，尽管会出现一些动荡，但是这本传记最终会成为她生活中对她有利的东西。

　　她一方面跟朋友谈心，同时也让自己做好迎接风暴的心理准备。最后，在连载开始之前的那个星期，她晋见了女王，跟女王讨论了自己能否跟威尔士王子分居，单独拥有一个住处、一批手下的工作人员和固定的生活经费。在同科尔特瑟斯特的谈话中，王妃明确地透露女王清楚她婚姻中的问题并且表示如果他们夫妇在一起很不幸福，她觉得就没理由非得把他们人为地捆绑在一起。

　　从王子那方面来说，他已经跟德高望重的律师古德曼勋爵讨论过他与王妃分居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问题。当这些幕后活动正悄悄进行时，面对媒体日益增多的七嘴八舌的猜测，威尔士王子的支持者们表面上却故意以不屑的口气评论这部传记潜在的巨大影响。王子的私人秘书理查德·艾拉德向记者们介绍情况时，轻蔑地说：“你们也晓得莫顿那个人——洞察力不强，虚构力有一点儿，写出来的东西像桌布那么苍白。”

　　安德鲁·尼尔在《空中新闻》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有失谨慎，因为文章暗示这部与王室有关的作品可不是描写室内陈设的。传记即将开始连载的两三天前，尼尔又提到戴安娜认为她将永远不做王后。结果第二天《太阳报》上就登出了两版针对这句话的批评文章。

　　然而，这与后来出现的情况相比就根本不值得一提了。1992年6月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了首篇传记选段。登在头版的这篇选段的标题是“戴安娜被‘冷漠的’查尔斯逼得五次试图自杀”。下面的副标题是“婚姻破裂导致患病；王妃说她不会成为王后”。在大约12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已经把对她不幸生活的记述看作很正常的事，因此我们很难让人们理解第一次连载所引起的震惊与厌恶。社会各个阶层都发出了批评的声音，而且是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作为作者，我突然成了人们仇恨的对象。这种仇恨的程度可以从一件事情上看出，1992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应邀到利物浦电视台的《今天早晨》栏目作嘉宾，栏目主持人是理查德·马德利和朱迪·芬尼根。保安人员在电视大楼楼顶上巡逻，大楼隔壁停车场里的车都被清理了出去，一架直升机把我从演播室直接送出了电视台，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受到袭击甚至刺杀。这么做虽然有点过分，可也反映了当时公众的情绪。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再过几个小时就要登出首篇连载选段的时候，鲁珀特·默多克从纽约给安德鲁·尼尔打来电话，提醒他防备权势集团的攻击。“他们会设法消灭你。”他说，“你千万要小心。他们可不是什么正派人，你即将成为他们的头号敌人。”结果证明他完全正确——在这本书开始连载后的数十天里，人们的势利心理、等级观念、对英国统治阶层的本能顺从表现得十分充分。

　　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出传记的发表会殃及两个无辜的孩子；工党的政客彼得·曼德尔森不满地指出这本书“庸俗下流”，“混淆了事实与杜撰”。前艺术部大臣理查德·卢斯说这本书不成体统，只会损害英国的君主体制；而他的保守党同人尼古拉斯·费尔贝恩爵士更干脆，说应该把我送进监狱。佩里格林·沃索恩爵士（曾于1986至1989年任《星期天电讯报》主编）声言安德鲁·尼尔应该为连载这本书受到鞭笞的惩罚。在一个崇尚自由的社会里，从本质上说媒体应该重揭露而不是重审查。可是我们的媒体却对揭露者大事围剿。《星期天电讯报》的主编查尔斯·穆尔在BBC“晚间新闻”节目里大发谬论，说记者们在报道王室消息时应该学会“矫饰和遮掩”。马克斯·黑斯廷斯那时是《每日电讯报》的主编并被封为爵士；他对BBC电视4台的王牌栏目《今日》的观众说我不学无术，将传记贬为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一堆垃圾、一锅虚构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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