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喧闹的谴责声中，傲慢的书评家们暴露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偏见。休·蒙哥马利·马辛伯德说我是“利兹出身的庸俗墨客”，伊顿公学出身的菲利普·齐格勒将我骂做“卑鄙的雇佣文人”，郎福德夫人把这本传记形容为“有毒的克劳菲”（克劳菲是女王的前保姆，写过描述她保姆经历的平淡乏味的回忆录）。就连《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姐妹报纸《泰晤士报》也怀疑这部传记的真实性。它刊登的文章标题是“王室人物传记连载引起反感”，这显然表明了它的否定态度。

　　后来，新闻投诉委员会主席麦克雷戈勋爵指责媒体展示“令人作呕的丑闻”，还指责媒体“搅扰别人内心里的东西”，只不过他的指责并没有直接针对这本书。然而，这部书的连载所引起的反应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证明了戴安娜成年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确实存在。

　　在甚嚣尘上的讨伐声中，传记受到哈罗得图书公司的抵制，这家公司在英国拥有许多书店，如伦敦的哈查得书店、爱丁堡的詹姆斯·辛书店，抵制它的还有特斯科之类的超市以及各种独立的书店。“我们不打算进那本书，而且永远不进。”菲利普·福斯特说，福斯特是泰特伯里一家书店的老板，泰特伯里离王子王妃的乡间别墅不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传记对象积极配合下写出的传记，却会被认为叙述完全失实而遭到坚决抵制。这部传记成了上个世纪90年代在英国遭受最严厉抵制的一本书。甚至连印制并把它运进英国也要像搞地下工作那样进行。由于英国的印刷商不敢印刷这本书，最后我们只好把它弄到遥远的芬兰北部去印刷，第一批印好的书是装在一辆运蜜饯的卡车里运进英国的。

　　既然《戴安娜：真实的故事》被媒体和政治集团贬为胡拼乱凑的作品，首篇选段在报纸上面世后，我们显然有必要表明这部传记并没有受到王妃的否定或者至少应该得到她朋友们的支持。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设法阻止对它愈演愈烈的怀疑和非难。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度过了24小时之后，就连久经风雨的安德鲁·尼尔也着了慌，他担心书中最有争议的情节——戴安娜试图自杀那一部分证据不足。在电视栏目《今日》的辩论节目中，尼尔与马克斯·黑斯廷斯遭遇，被攻击得遍体鳞伤。6月8日星期一，他又要在独立电视公司（ITV）的午间新闻节目中与福斯利的圣约翰勋爵交锋，圣约翰既是保守党成员又是与王室关系密切的贵族。这时尼尔打电话给我，说在午间新闻辩论之前，他需要更多的弹药以支持书中的说法。在这困难的时刻，戴安娜的朋友詹姆斯·吉尔比的表现证明他的确是个坚定的朋友。吉尔比同意签署一份声明，证实王妃告诉过他以及另外几位朋友她曾经试图自杀。我们在电话里匆匆地一起商量了一下如何措词，然后我又读给尼尔听，尼尔刚好赶在上电视之前把它抄了下来。接着他便把吉尔比的声明在电视上广播了出去：“我证实在安德鲁·莫顿为他的著作《戴安娜：真实的故事》作调查时，我接受过他的采访。我所谈的情况在书中得到了清楚准确的描述。我没有收到也没有要求过报酬。我证实王妃多次和我谈起过她曾经试图自杀，同时她也跟别的知心朋友透露过。她的朋友们都是自愿接受采访的而且相信自己所谈的情况将受到负责任的处理。我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要做说明了。”尽管圣约翰企图用“有那样的朋友还怕什么敌人”这句陈词滥调来蔑视吉尔比的声明，可他毕竟底气不足；至少我们的堤坝顶住了汹涌的怨潮。我们大家最担心的还是王妃。首篇选段连载刊登出来后，她度过了一个心慌意乱的周末。在公众能够见到《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几个小时之前，她给白金汉宫的值班新闻官迪基·阿比特打了个电话。跟其他人一样，阿比特知道有人在写这么一本传记，但是并不清楚它的内容。戴安娜忧心忡忡地问他：“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他的建议很简单：“给自己倒一杯浓烈的威士忌。”

　　事情发展得很快。6月8日星期一，就是圣约翰、穆尔和黑斯廷斯在电视上和无线电广播里对连载大举讨伐的同一天，王子与王妃在肯辛顿宫会了面，他们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讨论了自己破裂的婚姻。跟丈夫这次重要的会面结束后，她首先给科瑟斯特打了电话。科瑟斯特回忆道：“电话响了，她在电话中说：‘他同意了，他同意了（指分居）。’我从未听到过她这么激动的声音，她一定是喜不自胜了吧。因此后来她虽然在电视上说她不想离婚，其实她真正的意思是她不想因离婚而受谴责。这一点对她来说一直非常重要。”

　　在《戴安娜：真实的故事》出版后的这些岁月里，我时常很想知道“怕受谴责”是不是戴安娜执意出版“她的真实故事”的主要原因。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我和科瑟斯特都不清楚她和詹姆斯·休伊特、詹姆斯·吉尔比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奥利弗·霍尔这么个人。也许事情是这样的：戴安娜知道她丈夫多年来一直对她不忠，可是却担心自己某次的调情行为万一被曝了光，那么婚姻失败的责难就会落到她身上。对于一位晓得自己的丈夫在婚后始终爱着另一个女人的妻子来说，这样的用心可谓良苦！

　　其实王妃也不想因为这本传记受到谴责。且不说她跟丈夫的谈话对她有什么影响，王宫里老资格的廷臣们纷纷要求她拒绝认可并且斥责这本传记，这便形成了很大的压力。然而，她并没有向他们屈服，也就是说，没有发表批评这本书的声明。同时，她的朋友们正受到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抨击，因为她的这些朋友被认为背叛了王妃。王妃很清楚他们尴尬的处境，也明明知道他们非常希望她以某种方式公开表示一下对他们的支持。有许多次她接到朋友们的电话时都听到她们的哭诉，她们担心王妃会把她们挂在那里晾干，“等安德鲁·莫顿上路后，就不会有问题了。”戴安娜争辩道，她指的是我为这本书到各地去做巡回宣传。她以为这么一说就会摆脱朋友们的恳求，这未免过于乐观了。她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如何才能既公开认可朋友在书中提供的情况又不至于让自己有与她们串通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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