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那时候因照片的问题把戴安娜暴露了，就可能把她逼上绝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开始连载传记的头几天里，科瑟斯特、科罗琳·巴塞洛缪、詹姆斯·吉尔比以及其他一些人都看出王妃的心理压力已经快把她压垮。不过，她很快就开始从公众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公众的支持对她来说向来十分珍贵。科瑟斯特回忆道：“攻击的炮火非常猛烈，有几天她确实胆战心惊。后来声援信件像雪片似的向她飞来，大约有数千封。来信者中有许多是患有食欲失调症却又不敢说出来只好默默忍受的女人。好多人在信中说她的榜样对她们是莫大的鼓’ 舞。她意识到不管怎么说她触动了人们的心弦，这也证明她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对她来说非常重要。”6月16日，传记刚刚出版不久，她还收到一份“食欲失调协会”的报告，报告上说首次给他们打电话的求助者的数量激增。这份报告对她也是很大的安慰。这些积极的反响都是王妃鼓足勇气公开自己身体上的病症所带来的。

　　就在这些声援信不断地落在她的案头时，《星期天快报》上登出一篇文章，标题是“戴安娜表述：我的遗憾”。文章暗示王妃后悔被牵扯进传记的是非漩涡。她立即给科瑟斯特打电话，向他解释自己跟那篇文章无关并为任何由自己造成的错觉印象致歉。这些年来，有不胜枚举的文章暗示她后悔参与了传记的撰写，暗示她的参与是一种反常行为，是她处于困境时的迷惘选择。事情的真相是她将她所谓宫廷生活的“黑暗岁月”抛在了身后，她渴望走向更有作为的未来。当然她心里很紧张，可是她却决心冲破旧生活的束缚，因为那种生活已经变成了她的监狱。戴维·普特南确信她从未后悔过参与了传记的撰写，他说：“她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便她害怕得心惊肉跳却又毅然自愿冒险。我敢向你保证，我从未从她那儿听到过一句后悔的话。她虽然有很多缺点，却是个好人。”

　　我写那本传记的最初想法是让王妃从她的角度讲出自己的故事，同时驱散笼罩着她婚姻生活的神秘气氛。然而我们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配合传记的撰写对戴安娜心理上有很大益处。在紧张的12个月的时间里，她经历了一个净化往事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回忆往事的自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得以倾述自己的愤怒与懊悔，得以说出自己的梦想与志向。虽然这本书是一部传记，但是考虑到其对象的积极参与，它几乎可以说是王妃的自传和自我表述，因此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提高了她的自信。

　　6月中旬，传记出版大约几天之后，科瑟斯特驱车前往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索利哈尔，去参加他所在的医疗公司的董事会。在赶路的途中，他收到了戴安娜的紧急传呼。他将车驶离6号高速公路，在附近的加油站找到电话亭。戴安娜正焦急地等着他的电话。她在电话中说她和丈夫在温莎堡晋见了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为的是讨论他们的婚姻以及如果分居会对君主政体造成多大影响。她本以为她丈夫会维持他们原先的决定，向女王和亲王说明他们想正式分居，但是令她感到厌恶的是，当他父亲滔滔不绝地怒斥他们时，他竟然一言不发。

　　父母当面反对时她丈夫会胆怯得不敢说话，这并不出乎意料；让她惊慌失色的是她公公指责她跟传记的撰写有牵连。当她矢口否认时，他反驳说他们有电话录音，证明她正跟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商量应该把传记拿到哪家报纸去连载：是《星期日泰晤士报》还是《每日邮报》。她再次百般辩解，拒不接受他的指责。但是谈话结束她离开温莎堡时却感到十分惶恐与迷惑。除非这是诈唬她的精心骗局（这似乎完全不可能），那么她多年来所怀疑的事就得到了证实——政府部门一直在窃听她的电话，这么干的也许是警方，也许是保安机构。

　　然而，在她告诉科瑟斯特以及后来又告诉另外几个至交好友时，她已经记不清她是否在电话中谈过传记该在哪儿连载的事。

　　回到肯辛顿宫之后，她在电话中跟罗伯特·费洛斯爵士取得联系，问他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玩的是什么花样。尽管他很同情并且说他从未意识到她在王室里的生活会这么“糟糕”，但是他再次证实的确有一盘牵扯到她的电话录音。此外，他还告诉她这件事已经报告给约翰·梅杰首相，第二天她就会得到一盘复制的录音带。第二天，戴安娜一直在等着斧头什么时候会落下来，一整天她都如坐针毡。但是宫廷的斧头并没砍下，所说的那盘录音带始终没有给她。后来她被告知由于录音带不能用作她跟传记撰写有瓜葛的证据，所以大家还是把这段插曲忘掉为好。其实这意味着那盘录音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录下的或者其真实性尚难确定。

　　戴安娜这时开始看清敌人的阵营有多么强大，这让她身上发抖、心里发慌。如果她想得到自由，她就得斗争，而且要巧妙地斗争。她对占星家费利克斯·莱尔说道：“你瞧，我成了他们的威胁。我必须保持非常充沛的精力。”

　　她成功地让世人听到了自己的心声。现在她面临着更艰难的挑战——她需要认真地去探索以便发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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