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肯辛顿宫中的王妃处于流言蜚语和阴谋之中，无时不在惊惧、忧虑中度过。在这样不安的气氛中，忠诚和信任尤其珍贵，任何一点背离都将对全局起到翻云覆雨的作用，家人、朋友、侍从和警察她都得慧眼独具进行地辨识。

　　事件发生在一个新职员，管家保罗·伯勒尔身上,他负责打理她在肯辛顿宫的所有生活琐事。那里的生活压抑、冷漠，充斥着被无端侵扰的威胁。当这对王室怨偶于1992年11月分居’ 后，除了她的私人秘书与管家哈罗德·布朗两个代理人外，戴安娜只同意留保罗·伯勒尔与他的妻子玛丽亚在身边，她第一个念头是保罗·伯勒尔，会像其他为丈夫工作的人那样成为隐伏的间谍，然而他善于逢迎讨人喜欢的个性让她打消了顾虑，而最初的疑虑在后来似乎得到了验证。1993年的某一天，王妃从健身房回来时发现他正在翻查她放在起居室抽屉里的私人信件，盛怒之下，她将他赶出房间。但几分钟后，面对开除之耻的他又折回来，痛哭流涕地扑倒在地板上，亲吻她的双足，肯·沃尔夫恰巧经过，目睹了这一令人惊诧的一幕，并义正辞严地谴责他这种“不可饶恕”的背叛和极端违反职业道德的行径，百口难辩的伯勒尔逃出了房间。稍后，戴安娜离开寓所参加一个社交活动，平素她的司机戴夫·葛利费经常会跟她说些俏皮话逗她开心。他察言观色说，她看上去并不开心，“他（保罗·伯勒尔）得走。”她讲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后坚决地说道。葛利费事后回忆说：“王妃正巧逮到他翻看信件，在垃圾堆里翻来捡去的一幕。”当她终于发现这个不体面行为背后有趣的隐情后（事实上，那一刻她也忍俊不禁），伯勒尔已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数周，所幸，他保住了工作。假如这件事只是孤立的插曲，王妃极有可能一笑了之，但不幸的是她知道对她而言，没有任何事是私密的。

　　当肯·沃尔夫对《太阳报》王室摄像师阿瑟·爱德华兹不经意地以大男子主义论调谈及戴安娜，流言的磨房便转动了齿轮，爱德华兹将这一评论传给他的老板——报纸的副主编斯图亚特·席根，后者又顺势告诉了他的王室联络人——约克公爵夫人，约克公爵夫人又马不停蹄地去告诉她的王室朋友以便邀功请赏，任何人都打着自己的算盘，但最终的结果却要戴安娜来承受。本来就对警察的森然可怖缺乏好感的她，认为沃尔夫也背叛了她。这件事诱发她与沃尔夫之间长达一个夏天的疏离，他为戴安娜请人在她房里安装窃听装置而不告诉他十分生气，她则傲然回答道：“这是我的家，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此外，她告诉记者的某些计划也不让他知晓，矛盾一再升级以至1993年11月他们解除合作，之后一段时间戴安娜出行都没有官方警察的保护——当然后来她雇佣了安妮公主的前任保镖柯林·特伯特作她的司机兼保镖，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既得到保护又能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多年以来一直是她梦寐以求的。

　　在肯辛顿宫任人摆布的感觉，一直紧紧伴随着王妃，令她痛苦莫名。在查尔斯王子离开后，戴安娜并没有找到意想之中的舒适。随处可见的巡逻警察以及扛着摄像机的人群，让她切身体会着“身陷囹圄”的感觉，这种感觉导致了她长期以来的焦虑与不安，即使分居后，她依然感觉到被别人监视与操纵着，虽然相隔了一定的距离。她理应是一家之主，却从来不雇佣自己的侍臣，包括警察与职员，因为她没有支配金钱的权力，肯·沃尔夫受命于大首府警察局，直接对查尔斯王子的安全官负责。这背后的隐晦曲折可能没有人能说得清，戴安娜深切感觉到离异的丈夫对她的一举一动安排筹划依然尽在掌握之中。每次她打算出游度假，特别是带着她的孩子们，那些人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止她成行。

　　即便那些偏向戴安娜的职员——大多数人表面上如此，她也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忠心，因为他们的报酬、前途均不是出自她的囊中之物，而是在别处，直到1996年她自己做了老板，才拥有了自己能够信任的雇员。直到那时她的影子秘书处投入了运行，那是各方人士组成的负责建议、引导与保护的团体，他们与已在职的雇员们显然无法相安共济，不时剑拔弩张，“硝烟”纷起。据分析，戴安娜的确拥有对她忠心不二的“梯队”，当然，“梯队”一词似过于武断，还有待于推敲，她宣称：“我只相信直觉”。说出这话固然勇气可嘉却绝非无懈可击。

　　每当她谦和礼让地倾听她的私人秘书帕特里克·杰夫逊的说话，不由感觉到，一如大多数的侍臣们，他也会对她安于女王及白金汉宫的摆布喜形于色。因此，她决定先发制人，让别人做他自认为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于是她汇河纳川，广邀朋友——她的治疗师斯蒂芬·特维格，她的语音教练彼得·塞特伦，《每日邮报》的王室通讯员理查德·凯（在尼泊尔的返航途中与她友善相识起来），稍晚，电视记者马丁·巴修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帮助她撰写讲稿，共商未来之策（从与红十字会的交往到圣诞贺卡的文字风格无所不包），另外还有银行家杰考布·罗沙斯德,电影制片人戴维·帕特纳姆，以及她的老朋友詹姆斯·科瑟斯特，这些都是她信赖的至朋好友、左膀右臂。1993年11月就在科瑟斯特与王妃在肯辛顿宫共进午餐的几天前，我写了许多长达五页的信给戴安娜，主题为近、中期之策略规划，详述了这一时期内戴安娜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关于公众形象的塑造、公益活动以及寻找乡间居所的琐事，而长远之计是建立“威尔士王妃基金”，使之成为慈善事业的源泉与总领机构，当时我并不知晓，斯蒂芬·特维格、戴维·.帕特纳姆以及其他人也不谋而合地提出相似的建议，每次王妃均持否定态度，回答说，她不想与她丈夫的慈善事业一争高下，我与其他一些善意的外人的“指手划脚”一定让她的私人秘书大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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