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作家彼·坎贝尔冷眼看待狗仔队及新闻报界对戴安娜的追逐骚扰，反唇相讥道：“他们爱看她，追随她，恐吓她，他们盯住她不放，他们所做的就是想操纵她，不让她说一个‘不’字。”戴安娜依然如故地与苏茜·奥巴赫会面，一方面是一泄内心深处的重负，另一方面亦是向喧嚣不止、不怀好意的狗仔队挑战，并考验追寻自我的决心与力量。

　　戴安娜的新生活不期遭遇的艰难险恶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追求普通生活得支付高昂’ 的代价，与两位好友去巴黎享受度假或者一个人不受搅扰的在运动馆锻炼一个上午，对戴安娜来说无不难能可贵。卡罗兰·布朗，戴安娜的形体教练觉得两年来她一直在肯辛顿宫里健身，该换一个环境才是，便建议她一起去自己平素健身的位于伦敦西部阿勒沃茲健身馆，她知道戴安娜已不再为自己的体形自惭形秽，不会介意与别人一同健身。“我知道她一直想做一个普通人，做普通人做的事。”卡罗兰说:“这对她来说非同小可，因为她的生活总被别人控制和安排。”

　　然而这个单纯的提议却招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在戴安娜偶然光顾那个健身馆后，那里的老板新西兰商人布里斯·泰勒在一个摄影师朋友的帮助下，在运动馆的天花板上偷偷地安装了摄像机，戴妃再次去那里健身时，他趁机偷拍下了戴妃穿着紧身衣健身的照片。

　　1993年5月，在奥巴和赫家中屡遭狗仔队伏击的戴安娜对这类可能入侵她生活的事件已是十分警觉。一天，戴安娜从她年长的侍女伊丽莎白·约翰逊那里惊闻被偷拍的事件。情况是这样的，那个年长的侍女的发型师沙恩·格雷维正巧是布里斯·泰勒的女友莱斯莉·斯哥特的朋友，沙恩看到这些照片诧异万分，便告诉了伊丽莎白，后者急告戴安娜，戴安娜惊愕不已，立即告诉肯·沃尔夫事情经过。那是5月中旬的事，肯·沃尔夫调查此事，却毫无进展，健身馆老板对此事矢口否认。戴安娜在提心吊胆中过了6个月。照片终于浮出水面，在《每日镜报》中曝光。她震惊恐惧愤怒，不可名状，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那里是她痛苦时光惟一的避难之所。女王在温莎城堡翻阅一批周末报纸时，时事新闻总搁在最上层，看见了她的儿媳被偷拍的照片，也不由惊呼道：“噢，天哪！”

　　在照片被刊出后的几天里，治疗师斯蒂芬·特维格说戴安娜当时如此紧张，整个身体特别是脖子，僵直无比，戴安娜一遍遍地对卡罗兰·布朗（因此事引咎辞职）说：“我觉得我被强暴了。”自怜的泪水被冷静、理性的愤怒冲淡，戴安娜决心用成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戴安娜让她的律师米修恩接手此事，将布里斯·泰勒和《每日镜报》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最后戴妃选择了庭外和解，接受了道歉，并将赔偿的款项转赠给慈善机构。令人欣慰的是，戴安娜没有辜负信任理解她的人——她生平第一次不再为别人的错误而责怪自己。她素来隐忍、压抑的愤慨，得到合理的宣泄从而获得了自尊。

　　这是分水岭，是她在找寻自我途中的里程碑，正如斯蒂芬·特维格所说，假如此事发生在五年前，她会绝望之极，甚至导致自杀，那时她的自尊心脆弱得不堪一击，她会将此事归咎于自己，就像处理婚姻中遭受的挫折那样。而现在她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断言——绝对无法接受此类事件。

　　她为这个成功付出了代价，这一年以决心开始，以必要的退隐作为终结。戴安娜需要更多的时间、空间来探索、修正、检验自己的生活，而媒体的侵犯、她与丈夫持续的纷争，使她精疲力竭。每次她想忘却过去从头再来，总有多重阻力使她举步维艰，她决心离开这是非之地，隐退江湖，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决定在她的慈善机构的职员以及公众之间掀起惊涛骇浪。

　　她去意已决不再动摇，决定在1993年11月3日的国际哈德威头部损伤协会（现称为哈德威脑损伤联合会）资助的慈善午餐会上作退隐演讲(她是协会赞助人之一)，最初演讲草稿是她的语言教练彼得·塞特伦撰写的，主题为《时间与空间》，措辞激烈地表述她对宫廷生活带给她无穷痛苦的憎恨，而罪魁祸首就是媒体和她的丈夫，草稿如此写道：“最近的偷拍事件是迫使我尽快作出决定的原因，人们的猜测合乎推理，不过更真实的情况是一些媒体对我生活的无孔不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戴安娜的私人秘书帕特里克·杰夫逊评述：“这哪是政治家式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分明像个受难者，或者是个被剥夺了心爱之物的女孩子，忸怩作态透顶啦。”他那贵族式的居高临下的讽刺挖苦再次让她体会到同情、支持她的朋友总在别处。

　　斯蒂芬·特维格在肯辛顿宫帮戴安娜做完按摩后，戴安娜拿出一份演讲草稿给他看。他沉吟良久，感叹正是帕特里克·杰夫逊吝于给予她计谋、策略而将她推向了王室之外的别处去寻求帮助与安慰。他在她的双人床边坐下来，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其中的一些纳入了终稿，使之更婉转而引人深思，仅将责备之辞指向媒体，而在公开致谢中提及女王与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之名，表达对他们仁慈、友善与支持的谢意，略去她丈夫的名字，这样一来既进退有度又使人心照不宣，可谓两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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