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正当戴安娜的婚姻危机四伏之时，她遇见了露西娅，巴西驻伦敦大使夫人，第二年，戴安娜在对巴西进行官方访问时与她熟识起来，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充满异国风情的巴西之行，令戴安娜这样一个敏感、细腻、任情而动的女人如痴如醉。巴西大使与夫人身上集中了一切令她心驰神往的品性，激情旷达、温柔易感，兼备罗马天主教的坚定信仰，保守、稳定、平和，给人以安全感，而这正是她苦苦追寻的。已做了外祖母的露西娅比戴安娜年长20岁，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向戴安娜敞开家门，在她丈夫保罗·达索不在的时候，戴安’ 娜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跳上她的床，像个小女孩那样。“她就像我们家庭的一份子，我们像对女儿一般对待她”。露西娅2003年11月在接受《每日邮报》的采访时说：“我想，这给了她某种归属感，是她不曾在其他地方感受到的，我知道她把我当作母亲，把自己当作乖巧、充满依赖的女儿，戴安娜已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孩子了。”戴安娜甚至在她们位于伦敦茂特区的住宅里拥有自己固定的房间，常与她们共度周末。“在我家里，戴安娜仿佛是遇到困难的女孩，我会听她倾诉烦恼，为她指点迷津，假如她需要的话。而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倾听。”

　　1993年11月保罗调至华盛顿任职，戴安娜不得不与这家人洒泪挥别，她不免怅然若失，他们的离去，她的侍卫凯恩·沃尔夫、司机西蒙尼·苏拉的辞职以及她在一段时间内淡出社交活动的决定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段。保罗一家离去后，她们的友情依然枝繁叶茂，戴安娜时常去探访他们，曾与露西娅一同约见了希拉里和克林顿夫妇，保罗动过心脏手术之后她随即飞赴华盛顿去探望，并常与他们一起享受度假的快乐。可以这样说，在戴安娜困顿迷惑的时候，总是露西娅在电话另一端给予她支持与建议，这也是戴安娜十分珍视的。

　　如果说戴安娜与她的“巴西家人”来往密切是因为他们的亲和力的话，那么与哥德史密斯家交好则多半是崇尚他们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于放浪随性之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安纳贝尔女士，伦敦德里郡侯爵八世的女儿，与戴安娜的社会环境大致相同，而她的丈夫詹姆斯，食品业大亨，却是穷奢极侈、放荡不羁，在伦敦与妻子共同生活，而在法国却另筑爱巢，与情妇出双入对，弃社会传统、伦理规则于不顾，这种离经叛道，正契合了戴安娜，她觉得与她们在一起更轻松自在。他们的女儿吉米娜与伊姆兰·凯恩，巴基斯坦前任板球队教练结婚，更增添了一家人海纳百川的魅力。戴安娜每月两次拜会他们，感受喧闹的气氛，享受周日的午餐，也会带哈里和威廉来与哥德史密斯家的孩子们玩闹，这是她最轻松惬意的时候。与詹姆斯揶揄调侃。他则要求她“刀口向外”，帮着端盘子招待众人。“我们的家就像避风港，可以随时为她遮风挡雨。在这里，她知道永远不会被出卖。”安纳贝尔女士在戴安娜死后这样写道。

　　哥德史密斯一家为戴安娜提供午餐与精神慰藉，帕鲁波爵士与妻子哈亚特一家则慷慨地奉献他们的财富，任她使用他们的私人飞机和邀请她登上游艇“击鼓号”出海航行。在英国与法国的豪宅里，热情地接待她。不仅如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关系网来为戴安娜排忧解难。帕鲁波爵士介绍她认识公共关系学家哥登·瑞思为她打造新的形象，资深律师米修爵士为她分居谈判出谋划策，妻子哈亚特女士是黎巴嫩一家报社编辑的女儿，父亲是温婉中庸的穆斯林，后被恐怖分子谋杀，就是她为戴安娜安排初次的巴黎之行，让她享受到做普通人的乐趣。帕鲁波女士信仰伊斯兰教转而皈归罗马天主教，与戴安娜的信仰迁徒之旅正巧有共同之处，两人的友谊愈加深厚。帕鲁波爵士与玛格丽特公主、摄影师斯诺顿爵士交情甚厚，与约克公爵夫妇也往来频繁，他是他们长女比阿特丽斯公主的教父，这给了妻子哈亚特了解王室内幕与接触高层人士的机会，而这种广度与深度是露西娅无法企及的。她也坚决反对戴安娜与我合作出版传记，她无疑更清楚那将会面临来自王室的重重纷扰与压力。

　　在宫廷的家中戴安娜找不到一个关爱她的母亲，女王曾是她有意或无意寻找的依靠的臂膀，受伤后可以温暖的胸怀、一个慈善的母亲或至少是一个循循善诱、宅心仁厚的长者，然而这个美梦很快破灭了。就在婚礼前夕，疑窦顿生的戴安娜向女王问及卡米拉的事,女王立即制止了她，告戒她不该像个“愚蠢的女孩”那样听信谣言，并不无威严地让她做该做的事。戴安娜无法在她婆婆身上找到寄托与信任，相反她不得不处处谨小慎微。几年后，她对《每日电报》的编辑、历史学家与作家麦克斯·哈斯汀思坦言：“我并不信任她，她的强硬与威慑远远超过公众知晓的程度。”

　　作为一个多愁善感、亟需关爱的女人，戴安娜却生活在疏淡冷漠的家中，遇到疾病障碍时他们仅仅以沉默或者转移视线的“鸵鸟策略”假装视而不见来作答（王室成员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令她无法忍受。她因此不得不视自己为闯入他们家中的外人。他们看到她受暴食症困扰，把她经常回避家庭晚餐看作是对婚姻的矛盾冲突的无声的抗议，而不是疾病的征兆，把她视作“一条破裂的船”，并认为她需要的是职业精神病医生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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