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戴安娜的身份变成了威尔士王妃，她闺中生活那种随便、易接近的特点不见了。有好几年时间她不可避免地与“科尔赫恩大楼”时期的朋友疏远了。不过，她偶尔也参加科瑟斯特和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位老朋友的聚会，其中包括科瑟斯特的伊顿公学的老同学亚当·拉塞尔以及她中学时的朋友科罗琳·巴塞洛缪。巴塞洛缪后来成了威廉王子的教母。科瑟斯特从医学院毕业后曾分别在伦敦周围各郡的各种医院里供职。戴安娜和科瑟斯特是1986年才开始又经常互相探访的，也就是这次她访问了圣托马斯医院之后。

　　他们多次快活地一起去吃饭，地点在以往他们常去的富勒姆那些意大利和中国饭馆。正是在这样的饭局上科瑟斯特发现她总是狼吞虎咽，然后就去女盥漱室呕吐，这是典型的所谓节食减肥者既贪吃又怕胖的神经过敏症状。起初他并没把这当回事，因为戴安娜在少女时代就胃口不错。可是后来科罗琳·巴塞洛缪向他表示了对戴安娜吃东西习惯的担忧，他们讨论了这种病症以及长此以往的可怕后果。这次讨论促使巴塞洛缪下决心威胁一下戴安娜——如果戴安娜不去治疗，她就要向媒体披露王妃吃东西时的坏毛病。

　　科瑟斯特渐渐开始发现戴安娜竭力去适应的那种生活的本质。她的婚姻失败了，丈夫跟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发生了婚外恋，卡米拉是他部队里的朋友安德鲁的妻子。然而王室却要求她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过一种虚伪的生活。在肯辛顿宫，她感到自己被侍臣控制着，他们总希望她仍然常在公众前露面，而不是让公众只闻其声，并且要求她看上去沉稳、有魅力。这是一种有口难言的生活，更糟糕的是，宫廷里从女王到仆人，大家都有意或无意地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骗人的表演。在戴安娜生活的这块天地里，骗人的阴谋可不是口头上的把戏而是日常的现实。

　　人人都感觉到了这种欺骗的压力。1988年6月，迪基·阿比特刚当上威尔士王子夫妇的新闻官时，他发现自己坐在了一个“无所适从”的位置上，既要让外界认为王子、王妃幸福美满，又要对他们私下的疏远视而不见。例如，在伦敦参加完一次活动后，王子、王妃虽然是一起离开的，但是他们顶多一起乘车走到圣詹姆斯宫的修道院那儿，随后其中一人就会换乘另一辆车。阿比特回忆道：“她将回肯辛顿宫，而他将离开。嘿！深更半夜去参观什么博物馆、美术馆。当然最好是不要问他真正要去哪儿。”1990年6月，查尔斯王子在一次马球比赛中摔折了手臂，被送到赛伦塞斯特医院。他的手下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警方在无线电台上的广播，目的是了解威尔士王妃在赶往医院的途中走到了什么地方，以便在戴安娜到来之前及时把查尔斯的第一位探望者卡米拉引开。

　　其他王室工作人员也常常迫不得已地被卷入这种欺骗。王子的卫士不得不陪他夜访米德尔威克山庄，那是卡米拉的住所，离王子夫妇的乡间别墅“海格洛夫”11英里。管家和厨师必须按要求准备王子的晚餐，可是他们知道王子并不会吃他们备下的晚餐，因为他已经去会他的情人了。王子的贴身男仆必须用笔圈出《无线电广播时报》上电视节目指南中的节目，为的是给人一种印象——查尔斯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独自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傍晚。

　　“我们大家都在为他保守秘密，这种压力搞得我很不舒服。他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假象。”1995年1月王子的前贴身仆人肯·斯特罗纳克向《每日邮报》承认道。

　　戴安娜无疑是这场骗人阴谋的首要对象，被骗的不仅有她自己还有公众；这种把戏没完没了，她所信任、所钦佩、所挚爱的人也加入了骗局。当她向查尔斯王子的朋友们打听卡米拉的情况时，他们告诉她她怀疑得不对，帕克·鲍尔斯夫人只不过是王子的一位老朋友。戴安娜变得忧心忡忡，而有些人却故意议论纷纷，说她得了妄想症，爱胡思乱想，醋劲儿十足。王太后将她的疑虑看作“蠢姑娘”的想象，对她的心事不闻不问。王室的其他长辈也随声附和太后的看法。当初王子访问布罗德兰时，曾就婚姻问题上门征求过罗姆赛勋爵及其妻子彭尼的意见，他们浪费了一个小时的口舌试图说服王子不要向戴安娜·斯潘塞小姐求婚。如今，他们称她为“那个疯女人”。查尔斯王子圈内的人也总是这么称呼他，那伙人直到她遇难以及去世后仍然在口口声声地说她得了妄想症。

　　戴安娜认为给她贴上发疯的标签后，下一步就可能把她送进精神病房，因此她的处境十分艰难。她曾对科瑟斯特说过：“他们似乎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她这种说法并非空口无凭。在她刚成为王室成员后不久，她在巴尔莫勒尔堡曾患过抑郁症和贪食症，王宫里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请精神病专家。王妃还知道按照英国法律的规定，对王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监护权的是女王而不是继承人的母亲。如果她被“送进精神病院”或逃走，她就会失去自己的孩子。

　　戴安娜可不是在胡言乱语，她的怀疑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她明白自己不仅被查尔斯王子欺骗，而且被王宫中许多其他人欺骗，这使她非常痛苦，也在她心里埋下了对当权派及其机构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影响了她后半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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