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子夫妇出国访问前召开的许多次鸡尾酒会上，他们总要跟记者们聊一聊，因此我也常见到戴安娜。我们会聊一些轻松愉快、无关痛痒的话题，王妃通常都要取笑我的领带太艳丽。就我而言，我没看出王妃对我们后来的合作有什么暗示。不过，在1991年3月，戴安娜把查尔斯王子的私人秘书克里斯托弗·艾里爵士将被解雇的消息告诉了科瑟斯特，她知道科瑟斯特会把消息转告给我。我据此写了篇文章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文章利用王妃传递出的消息，准确地反映了王室的内部形势。我听说她见到我的文章后，虽然不动声色，心’ 里却十分激动。我认为她正在考验我。我后来才认识到这件事使她觉得尽管受到严密监视自己却仍然有活动的余地。在一场不宣而战的王子与王妃的战争中，她总是听任查尔斯以及他周围那伙人的摆布，能够成功地发动一次突围战役令她感到十分高兴。

　　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1991年5月，社会新闻作家奈杰尔·登普斯特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戴安娜描写成性情乖戾、不知好歹的人，理由是王子提出要在海格洛夫庄园搞一次聚会以庆贺她30岁生日，却遭到了她的拒绝。但是她也有自己的理由。一则她不喜欢海格洛夫庄园，她认为这里是查尔斯的情人卡米拉以及查尔斯那帮溜须拍马屁的朋友的天地；此外她觉得为她举办生日聚会只是个假象，其目的是要掩饰王子与他的情人在公开场合的会面与厮混，而公众却会被蒙在鼓里。登普斯特那篇文章见报几天之后，根据科瑟斯特转告给我的戴安娜的解释，我又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了一篇特写，标题是《王子与王妃之战》。这篇文章似乎巩固了她的自信，让她感到能够把握自己的形象。“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把斗争公开化；生日聚会引发的争端终于使她下定决心。”科瑟斯特说道，“她不得不设法向公众讲情真相。”

　　戴安娜知道除非把自己生活的全部内情讲出来，否则公众就不会理解她所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内在原因。正是在这时她征求过科瑟斯特的意见，问他能否了解一下我愿不愿意再与她合作出一本书。在找我之前，科瑟斯特问她是不是还想再试一试，争取和查尔斯王子和好。“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科瑟斯特回忆道，“她这种反应决定了我用什么方式促成这本书。”这就是说，就他而言，戴安娜的幸福和未来比这本书更重要。

　　这本书的准备工作自然要秘密地进行，因此我和科瑟斯特找了个隐蔽的环境来讨论戴安娜的想法。具体的地点是伦敦西北边赖斯利普的一家平民小餐馆，距他当时正在进修学习的地方不远。我所听到的故事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伴随着煎鸡蛋和火腿的刺啦声，科瑟斯特讲述了戴安娜不寻常的故事：她的绝望、她的不幸、她的食欲过盛以及她丈夫跟另一个女人的暧昧关系——就是那个鲜为人知的卡米拉·帕克·鲍尔斯。他还谨慎地暗示她曾并不情愿地试图自杀。这真令人困惑、令人惊恐、令人不知所措！在过去的10年里，我和那些所谓的王室“新闻耗子帮”的同行们日复一日地追着他们夫妇漫游世界，却一点也没察觉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最近两三年，有迹象表明王子、王妃的婚姻生活并不十全十美，但是我却绝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我感到小餐馆的墙壁在旋转。我拿到了一把钥匙，它打开了一个原本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大门，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跟原来看上去的样子不同，一切都披着伪装。

　　这一天意想不到的听闻使我思绪万千、心神不宁，上了地铁火车回家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往身后窥视，为的是瞧瞧是否有人监视或跟踪。秘密使命的重负使我变得多疑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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