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工作确实需要机智与手腕，举例来说，几天后我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了篇文章，标题是《停战》。文章详细描述了为着结束查尔斯和戴安娜之间的战争，诸如前地方法院法官吉米·萨维尔爵士等意想不到的人都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文章中所提到事情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我另有长远考虑。我要让人们以为王子与王妃家里很安定，还要让人们相信我是个有内部消息来源的作家，以便使对手方的记者迷失方向，而最终是希望这本书出版后人们会把它看作严肃认真的作品。可是我这点聪明只不过是小聪明——这本书甫一问世，我’ 的计谋就会成为泡影。在《停战》那篇文章中，我提到了戴安娜生日那天她的起居室里挂起氦气球。王室的侍臣们对文章素材的精确感到吃惊，他们仔细研究了文章的内容想找出点线索。他们认为氦气球是个疑点，女王的私人秘书罗伯特·费洛斯就此询问过戴安娜。几天后，《太阳报》的资深王室新闻摄影记者阿瑟·爱德华兹给我打来电话提出告诫。“你搞得他们慌乱不堪。”他说，“你他妈的可千万要小心。因为你了解到了真相，他们瞪大了眼睛。他们表面上不动声色，却把我们这儿查了个底朝天。”紧跟着提醒我要小心的是《每日邮报》的王室新闻记者理查德·凯。凯听他们报社的犯罪新闻记者说王室已经请警方查找我的劣迹。我那间破烂的办公室在伦敦中心区一家印度饭馆的楼上。几个月后，我的办公室被人破门而入，偷走了一台照相机，把档案材料翻查了一遍。

　　一方面需要格外小心，另一方面戴安娜却急切地继续向前赶，那么显然科瑟斯特必须发挥比他原来所想象的更大的作用。他原以为录制两三盘录音带之后他就能退出不管了，实际上他却要经常带着我精心准备的问题清单去肯辛顿宫，以便让戴安娜把原先的叙述中不连贯的地方衔接起来。在随后的一年里，科瑟斯特起着桥梁的作用，而奥马拉、科瑟斯特还有我则变成了戴安娜的三人影子内阁。我们不但要动手写、动脑子研究，以便推出一部“非官方的正式”传记；而且还要做她日常生活的顾问。她要求我们代替她那几个侍臣，做出更好的推断，因此从如何对待手下的工作人员，到如何应付媒体，到起草讲演稿都成了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要做的事情。这种角色令人激动、令人振奋，也很有乐趣，我们这个业余的“三人内阁”在帮助塑造世界上最有名的年轻女子的生活与形象。

　　在我们最初的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们想到如果我们始终不提她直接参加过这项工作，戴安娜会感到更轻松些，同时她也就能够否认与这本书的写作有任何牵连。实际上，在我们当中，王妃是最后一个认识到这种“否认余地”重要意义的人。根据我笔记中的记载，直到1992年1月4日，也就是书的写作早已着手进行时，她才好像忽然想起似的对科瑟斯特说一定不要把她推到前台。“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项工作不可能没有风险。”科瑟斯特说道，“不过，得到有否认余地的保证后，她更为兴奋了。”

　　这种策略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单独地去核实王妃所叙述的每一件事。在第一次访谈中，她直抒胸臆，涉及到很多不寻常的问题，这些问题虽不能说带攻击性，却很敏感，尤其是与卡米拉有关的一些事。接下来的一年我可就要更忙了，要采访戴安娜的朋友、熟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便获得确实的证据来支持原有的说法。在她那个圈子里，有些人（比如科罗琳·巴塞洛缪和詹姆斯·吉尔比）晓得她在与我们合作，不过他们并不清楚她同我们合作到什么程度。举例来说吧，当我采访科罗琳时，她告诉我戴安娜在婚前就“迷恋着”查尔斯王子。为了弄清楚所用的字眼儿是否反映了戴安娜当时的感情，她还给戴安娜打了电话。她问道；“我说得没错，是不是？”戴安娜肯定地回答：“是的，一点儿也没错。”科罗琳几乎也可以算是我们的同伙了，但是对戴安娜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能过分信任。当那些人打电话问她能不能跟我谈时，她不得不谨慎地斟酌如何回答。其中许多人打电话来时，她并不表态，还有一些人问起她的意见时，她会很干脆地否决。她告诉自己的按摩师斯蒂芬·特威格“别理睬它（指采访的请求）。”好在他不理睬的是她的建议。1991年11月我最后到骑士桥采访詹姆斯·吉尔比时，他很清楚戴安娜想通过这本书达到什么目的：“她想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她不想拐弯抹角。她希望人们了解她不得不忍受的悲伤以及背叛者所耍的阴谋诡计。”

　　跟詹姆斯·科瑟斯特做过第一次访谈后，戴安娜知道她这是在背水一战。她已经扔掉了地图，虽然路线不明、目标朦胧，可是她仍然义无反顾地向前进。她决心一直走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进展，她的干劲越来越大并且主动提出一些可谈的问题，比如她的暴食症，她希望讲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在我忙着找戴安娜的朋友们采访时，科尔特赫斯特则继续跟戴安娜谈话：“我们通常都是上午谈，然后吃午饭，有时候下午会继续进行。不过下午她往往谈不下去，因为干扰太多了，尤其是当保罗·伯勒尔（她那时的管家助理）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跟前的时候干扰就更多。她显然并不信任他们，于是他们进屋时我们就谈一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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