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的影评人，都属于资深一辈的人物，如罗卡及石琪。他们视早期新浪潮作品为“另类电影”之始。港片其后益发商业挂帅，影评人理想破灭。电影会相继关门，电影文化中心亦难幸免。90年代末期，《电影双周刊》把英文名字《Film Biweekly》易作《City Entertainment》，转走主流路线。屈指可数的艺术影院及每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成为放映国际知名影片的仅有渠道。

　　总的来说，老一辈影评人对待80及90年代香港电影，比晚一辈尺度更严，且都倾向把战后写实电影及80年代早期的新浪潮电影，视作真正的香港电影传统。然而，两代影评人在好些方面却相去不远，譬如说，他们共有一套颇固定的典范准则。对任何国家的电影文化来说，典范的建立不仅对观众口味有指引作用，还勾勒出电影传统、厘定课题先后，并使现况易于掌握。在西方，学者在经典默片的评价上取得共识，便可以探讨这些影片在电影史上如何定位。有了典范，就可以用特定的一套价值观界定一地电影，这对于正在摆脱殖民地身份的社会，尤为重要。

　　当然，哪些港片最好，影评人没有一致意见，但他们的口味却往往出奇地走在一起。1995年评论学会25位会员选出历来最佳港片，有人对50～60年代的批判写实主义电影评价极高，但即使是年轻影评人，也在他们的名单内挑选了至少两部1970年以前的电影，而且，人人同意新浪潮的主将表现出色，严浩、方育平、徐克、关锦鹏、许鞍华等人的作品，都得了极高票数。此外，得票最多的影片是王家卫的《阿飞正传》(14票)，王家卫也是得票最多的导演(18票)。总的来说，喜欢当代影片的影评人似乎都尊重香港传统，而爱看旧戏的纵然对近年作品不以为然，但王家卫却是例外。更广义地说，影评人喜好有别，是他们与当代电影对话的其中一环，因为不管哪一家哪一派，都会在近年作品中找出与他们的典范相符的好东西。

　　两代影评人都同意，导演须对社会的重大问题或道德争议表态。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文以载道，启迪民智的传统，此一态度塑造了香港电影评论的面貌。抗战胜利后的年头，影评人与导演皆议论如何使电影成为推动进步思想的工具，而一连串“清洁运动”的发起，旨在为导演争取文化上一定程度的尊重。《电影论坛》于1947年创刊，刊载分析电影及政治的文章，未几，多数日报亦陆续增辟电影版面。当时，好些影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呼吁开拍社会批判电影，与左翼片厂的崛起不谋而合。

　　60年代的影评人，把社会批判责任带往新的方向。罗海德曾就此做过仔细的历史研究，显示这群年轻影评人提倡一个崭新的文化议程。他们认为，新电影会探讨此时此地的殖民地生活，而不再像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南来导演那样，把香港塑造为上海替代品，也不会像邵氏出品那样倒退回神话化、类型化的古代中国去；理想的电影作者，会努力认真探讨备受忽略的殖民地历史及当下的问题。

　　影评人在文化对话方向作出的贡献，有助新浪潮的出现。许鞍华的《疯劫》(1979)与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1980)引起争议之际，好些影评人站出来维护新生代导演。他们指出，有诚意及世界视野的导演如许鞍华、徐克、严浩、谭家明及方育平等，能紧贴香港时代脉搏，这是片厂导演所办不到的。这群年轻艺术家把电影最新的技术知识，与罗海德所谓的“写实主义者对本土身份特殊性的承担”结合起来。他们力抗电影业的压力，在非人化制度内拍摄个人化的电影。新浪潮不仅是香港导演，还是香港影评的转折点。新浪潮导演在1995年十大港片的票选中地位偏高，因为他们证明了本土电影，也可以把当代人生活作认真的艺术处理。

　　作者导演对本土文化深入省思的同时，大量生产的电影则只会盲目复制本土文化。罗海德认为，好些60年代影评人觉得，香港商业片为了即时满足观众的想像力，便把本土历史束之高阁。今天，不少影评人仍然诟病娱乐性电影往往未尽道德责任，但纵是如此，那仍不失为反映观众信念、渴望及态度的指标。犹似美国影评人欲以好莱坞片探究文化问题，香港影评人亦把影业产品视作社会趋势的反映。此乃香港影评最有力最普遍的假设，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作者因此才能够走在一起。

　　在步伐急速的社会中，反映观(reflectionism)是有效的新闻策略。要是你只拥有有限的发表空间，大可把不起眼的新片与瞩目的时事或社会气氛相提并论，以吸引读者注意。香港影评人就一如在美国报章撰写周日“时事短评”的作者，都借助反映观，探讨电影与目下社会趋势的关系。此一策略其实带出前文提过的观念问题，但在影评界与电影界关系密切的情形下，反映观可以是一种修辞策略，以刺激与导演的持续对话，也驱使导演与编剧思考他们教育群众的角色，而且还让他们觉得，假使自己没有明确立场，便只会机械地跟随大众品味人云亦云。

　　在传统上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皆须负上导师责任的社会中，这观点大有市场。50与60年代的经典粤语片，往往带有儒家说教意味，而新浪潮亦成功地把社会批判与娱乐共冶一炉。年轻影评人心目中的作者导演，即使不合年长一辈的口味，但两者都同样深信，好导演会表达对文化现状的个人反思。影评维护影片时，通常拿出的理由是导演向大众传递信息，抒发对时下问题的感受。譬如说，在新旧两代影评人之间起桥梁关键作用的李焯桃，就认为中国大陆接收香港当前，陈嘉上的《飞虎》(1996)表现了团队精神及专业纪律的英雄形象；这些特质，都在影片风格中反映出来：“飞虎队代表的精英主义和专业自信，落实到更广泛的民间层面。在此一份港人面对逆境危机的自处之道呼之欲出，影片摄制的专业亦与自强的主题配合无间……虽处劣势却未必输定，沉着应战未尝不可反败为胜。”不管哪儿的影评人，都会认为最好的导演一定言之有物。然而，西方影评人大多赞赏纯个人的抒发，香港影评人则希望导演通过生动的故事，带出道德教诲，借以引导大众思想。大家会认为，电影艺术工作者若不反省现实，便顶多只能被动地反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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