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压力如此巨大的社会里，农业和君王保障臣民温饱的能力是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大诗人李白（公元701年—762年）曾在诗中描述“蛮夷”因为没有田地而去杀戮，有田的人则在地里劳作。

　　大家都知道“蛮夷”在中文里是指居住在长城以外的人，由此可见这位洞察力敏锐的大诗人的所指所感。

　　《淮南子》是秦朝灭亡（公元前三世纪末）七十年后完成的一部哲学百科著作。它明确阐述了中国人总结的仁政精髓和中国人对抢夺别人财富的帝国主义行径的厌恶：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如果会种田，人们就不必去别的地方寻找大自然供给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对邻国从未怀有帝国主义企图的主要原因……

　　君权天授：

　　天命是人民与其领导人的政治契约

　　当新国王严格遵循祖先留下的规矩，通过盛大隆重的登基大典成为一国之君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上天之命，即“天命”。

　　“天命”是天子与其人民之间一种至高无尚的政治契约。上天把权力交给了君王，但他并不是永远享有这种权力，如果他不能胜任，便会被剥夺这种权力。上天会通过多种方式表明自己的不信任：饥荒、地震、军事上的惨败、瘟疫的流行和毁灭性的洪水等等。一般来讲，一切严重损害百姓利益的重大事件的发生，都可以归咎为上天不再恩宠这个皇帝，允许人民推翻他们的君王。所以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和政变都出现在大灾难之后，这些灾难让人民相信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失去了上天的信任。契约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人民受苦受难，如果他们衣食不保，如果国家吃了大败战，这就是一国之君治国无方、上天要收回“天命”的信号。

　　于是，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人民有权反抗，把已经不配做天子的国君赶下台。

　　所以，如果中国人不能再自由自在地开车出行；如果他们在一天当中的某个时段被禁止使用空调；如果他们在爆发严重货币危机的时候不能从银行里取钱；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他们的最高权力机构已经不再享有“天命”。

　　在中国的中产阶级看来，可以让他们认为他们的领导人不再具有合法地位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多。非典型性肺炎的流行或禽流感的失控，一次环境污染事件或重大生态事故，要么就是严重的限油限电事件，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人民与领导人决裂的导火索。

　　中国老百姓看待“大人物”的方式已经不像从前，他们对这些当官的不再那么诚惶诚恐。政务“透明”虽然还只是相对而言，但是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对党内某些高级干部腐败行为的披露，充分证明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尽管当局对此并未真正做好准备，可是无论如何，公众舆论正在中国形成。

　　毫无疑问，这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从中期来看将对中国人对待政权的态度产生重大影响。经历了四千五百年“上令下行”的单向关系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上下之间经常谈判”的时代。

　　中国公民不必成为选民也能对其领导人施压。他们的消费者身份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