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抗衡苏联军事力量向中东渗透的过程中，罗纳德·里根政府把美国同以色列的军事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在此之前，国会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美国不可能在与阿拉伯国家拓展军事合作关系的同时，和以色列也进行合作。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同以色列的军事关系很薄弱。尽管我们在1973年阿以战争之后大大增加了对以色列的军火供应，但两国军队之间互相还很不了解。面对苏联对地中海东岸的威胁，里根政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建议同以色列建立“战略合作”。这仅次于军事同盟。为了落实这个概念，我们在1983年组’ 建了一个叫做“政治－军事联合小组”的东西，就是一个美以联合规划小组。我开始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后来成为美方的小组负责人。我试图规划出，在同苏联开战的情况下，以色列军队在与美军协调行动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合作伙伴是以色列的英雄飞行员，后来成为了国防部官员、战略家的戴维·伊夫里。

　　1981年，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到确切的情报，萨达姆·侯赛因正在建造轻水核反应堆并发展核武器，以色列内阁要求伊夫里考虑对该工厂实施先发制人的轰炸设想。伊夫里表示反对，尽管空军能够冒险实现这个设想。当内阁决定下令，无论如何都要发动攻击之后，伊夫里亲自策划了这次空袭。伊夫里在所有政党执政的政府里连续出任过文职的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助理以及驻华盛顿大使。

　　我是在1987年国会通过《全面反种族隔离法》后认识伊夫里的。尽管这个法律针对的是南非，但它有一小段注解条款，要求里根政府调查是哪些国家违反联合的国禁令向南非输送武器。这一条款还要求将调查的结果提交国会，并可能让美国中止同那些违反禁运的国家的军事合作。国会中没有人愿意去执行这个条款，因为大家都知道调查的结果会显示，向那个种族隔离国家输送武器的最大的走私犯是以色列。作为当时国会最年轻的副国务卿助理，以及情报分析的负责人，我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并开展调查。我随即订了一张飞往特拉维夫的机票。

　　我坐进伊夫里位于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向这位以色列国防部总监展示我所知道的，以及我怀疑的以色列－南非合作的情况。我省略了关于它们在核武器方面合作的传言，但提到了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和战斗机的情况。戴维显然很不舒服，不过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一群美国小年轻坐在那里指责他和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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