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色列“战略合作”起步相当缓慢。以色列国防军把自己的活动彻底孤立起来，从没有同其他国家的军队开展过合作。

　　起初的会谈进展缓慢。我建议，我们或许可以举行一次反潜战斗演习。得到的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回应：“为什么我们要让你们发现我们的潜艇？”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举行一次空中对抗演习。“不，我们将击败你们，你们的飞行员会向我们发疯的。”我提议美国在以色列储备军事物资，以便一旦同苏联发生危机时供美军装备。“当然可以。而且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也能够使用它们。”于是，我们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

　　我在美军中的工作伙伴是一位海军上将，他起初似乎不懂外交礼仪。在特拉维夫的第一次公开晚宴上，有人问他以前是否到过以色列，海军上将杰克·达比想了一会儿，然后慢条斯理地用南方口音回答道：“嗯，这取决于你算不算我在潜艇里的那一次。你知道，从潜望镜里可以看见很多东西。”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就一系列演习达成了协议，规模与日俱增。我们还同意制定一份战争计划，以应付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行动。达比彻底地和以色列军队同行打成一片，建立了牢固的个人信任度。后来，杰克·达比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后，在一次环绕珍珠港的慢跑中突然病发去世。以色列国防军邀请达比的家人到以色列，将沙漠中的一片树林命名为杰克·达比纪念林。

　　戴维·伊夫里十分担心苏联、叙利亚或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我们一起成功地建议美国提供资金帮助以色列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美国爱国者导弹的临时性部署。我们还让五角大楼对以色列的无人驾驶飞机和灵巧炸弹进行了评估。海军陆战队购买了前者，空军购买了后者。（若干年后，在以色列的海滨，我还从伊拉克军队的头顶上“飞”过一架以色列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伊夫里也成为我在以色列内阁中的代言人，他成功地完成了我个人的一个要求，使以色列同意遵守有关导弹、化学和生物武器不扩散的国际标准。

　　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伊夫里和我说服我们的政府同意在以色列部署美军爱国者导弹。此前，从来没有一支外国军队在以色列驻扎过。我们还合作促成了向以色列出售爱国者导弹，以及接通以色列国防部同美国卫星的联系，侦察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的飞毛腿导弹。战后，中央情报局盛传一个未经证实的谣言，说以色列将爱国者导弹卖给了中国。国会的很多人把我看成是“亲以色列分子”，并以此来责怪我。伊夫里打来电话问：“我听说你有麻烦。我能帮你什么？”我开玩笑说，他可以邀请美国派遣一个核查团到以色列做“随时随地”的核查，看看有没有爱国者导弹不见了或者被改动过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蠢的主意，以色列永远不会给别的国家如此不受约束的访问。然而伊夫里并不认为这是个蠢主意，他再次为我找了内阁。确切的美国军方核查得出结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以色列改动或转让过爱国者导弹、软件、设计以及相关资料。我被证明是清白的，但在中央情报局和国会的树敌更多了。

　　在里根入主白宫，以及在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努力下，我们建立起了同以色列更加紧密的军事关系。这个决策在军事上和道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同特拉维夫的亲密关系的确点燃了阿拉伯激进分子的仇恨火焰，并且为他们招募反美恐怖分子提供了宣传材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在海湾的驻军以及同以色列的合作计划，使得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份量不断增大。海军陆战队定期在以色列登陆，空军和海军战斗机经常飞入以色列的空军基地。“爱国者”雷达扫描着天空。在埃及、阿曼和巴林，美国在仓库和运输船上储备了炸弹和其他战争物资。一支庞大的美国海军舰队在波斯湾一字排开。里根通过壮大萨达姆·侯赛因来制衡伊朗人。他同以色列以及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新的关系，从而使这些国家允许美军为抵抗苏联对地中海或波斯湾的威胁而活动。

　　里根政府的这些举措是防御性的。而他们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却带有进攻性，这一进程将美国进一步拖入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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